WCPFC漁業委員會議結束，大者仍恆大？

黑鮪魚季在幾年前曾經是舉國注目的焦點， 每年4月，全國媒體齊聚東港及南方澳，等待頭尾黑鮪魚進港，2005年南方澳的頭尾曾以每公斤4,600元，總價100萬元的高價炒熱了全國氣氛，吃黑鮪成了時尚、地位的象徵，也帶動漁民爭相競捕黑鮪魚的熱潮。

不過，近年來，隨著鮪魚數量逐年減少，民間出現檢討食用黑鮪魚的聲音。地方政府及漁會近2年開始不再熱炒黑鮪季。2013年的頭尾剩下每公斤2300元，總價46萬元。這場黑鮪魚競奪賽，更在東港廣大興號漁船於台菲海域遭槍擊後，將黑鮪魚捕撈的跨國衝突問題提升到檯面上。

 

漁業委員會，各國必爭之地

目前，各漁業強國透過 ICCAT（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IATTC（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及WCPFC（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等會議場合，表面上談論漁業資源永續利用，實則將鮪魚、旗魚、鯊魚等遠洋主要漁獲作為籌碼，透過協商談判手段，絞盡腦汁維護各家在公海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海域的漁撈權利。

第十屆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甫於上周五（6日）於澳洲凱恩斯落幕，本次會議的主軸集中在討論袋狀公海的關閉，人工集魚器的限用以及大目鮪的捕撈量限制。主要集團分為以臺灣、日本、韓國、中國、歐盟、美國等在內，擁有漁捕技術和船隊的遠洋漁業強權，另一方則為坐擁漁場資源，仰賴外國船隊付費入漁作為重要財政收入的太平洋島國（萬那杜、索羅門、吉里巴斯、吐瓦魯…）。

未達成具體減漁措施

本次會議在中國的強勢主導下，關於延繩釣船隻的減量、袋狀公海關閉的措施皆遭到否決。日本提出減少15%黑鮪幼魚捕撈量、大目鮪延繩釣捕撈量至2017年減少40%（以2001-2004年之捕撈量為基準）之措施則通過，

此外，去年委員會上做出人工集魚器每年4個月的禁用期，本次會議中通過在2014年仍然維持原狀，2015-16年集魚器禁用期增加為5個月，然而，2017年禁止在公海上使用人工集魚器的提案則遭擱置。

鮪魚人工集魚器影片

目前掌握漁撈技術的國家，每年以給予大筆入魚金的方式換取開發中國家經濟海域的漁業捕撈權。綠色和平海洋專案主任顏寧表示，今年會議上還是看到遠洋強權以利益為優先考量，太平洋島國推出的養護提案屢遭否決，若沒有更積極管理漁撈能力，將持續危急鮪魚族群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棲地，直接影響未來的捕撈量。

2008年時，諾魯協議的八個太平洋島國成功推動包括關閉一號和二號袋狀公海、延繩釣船隊逐年減少大目鮪捕撈量的措施，為鮪魚保育的一大進展。但此次會議中，針對公海關閉的提案則遭到否決。

袋狀公海－三不管地帶

公海關閉對鮪魚資源保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公海上的漁撈行為不屬任何國家經濟海域管轄範圍，常存在IUU（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漁業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的非法漁撈行為難以管制外，並且這些區域為鮪魚重要的洄游區域，若能限制船隊在這些區域捕撈，配合周圍國家對自家專屬經濟海域的漁業管理，將有助於鮪魚資源的回復。

「袋狀公海」指被各國經濟海域完全包圍的公海區域，在中西太平洋地區，有4個「袋狀公海」（如圖示），綠色和平主張要關閉這4個「袋狀公海」，給予鮪魚喘息與復育的機會，這也是在捕撈數量控制之外，另一個保育方方法，2008年，「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決議2009起3年關閉1、2號「袋狀公海」－引用自苦勞網：「工業化大規模補撈 鮪魚生存危機何解？」

遺憾的是，本次會議結論僅保守的規範不得有新的圍網船及延繩釣漁船加入捕鮪魚的行列，但針對捕撈量的限制，並未有強而有力的進展。未來，要達成鮪魚族群的有效管理，還是得靠太平洋島國們將漁業權重新掌握，減少對漁業大國在該國海域的捕撈許可證之核發，甚至，太平洋島國得建立自己的鮪魚資源管理部門，才能達到積極的管理效果，綠色和平澳洲暨太平洋辦公室的海洋專案主任鄧肯∙威廉斯（Duncan Williams）表示。

錢給你，魚我捕

台灣為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重要會員，即因台灣遠洋漁業產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遠洋漁業產值佔台灣漁業整體產值從2006年的72.2%，到2010年已上升至77.6%（鮪魚的產值又佔遠洋漁業總體產值的60%～70%），原因即在於政府投入大量能量，以補助款形式，透過對外漁業組織向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國購買漁業捕撈權。範圍甚至遠達索馬利亞、麻六甲海峽等海域，這些區域海盜猖獗，故時有台灣漁船被擄要求支付贖金的情況發生。

今年廣大興漁船在台菲交界海域遭到槍擊事件，也與黑鮪魚的捕撈有關。根據知情人士指出，因近2年台灣黑鮪魚捕撈量不足，日本轉而向菲律賓購買，讓菲律賓驚覺過去因廉價入漁金而開放自家海域所蒙受的損失，因此開始積極維護海域漁權。

廣大興為CT2（10噸以上未滿20噸）的船隻，與遠洋作業船動輒400～500噸相比，為非常小的漁船，常理來說作業範圍不會延伸接近200海浬的經濟海域邊緣。為何願意挺而走險？突顯了台灣沿近海漁業資源匱乏的困境。

家裡沒有魚的漁業強權

即使遠洋捕撈為台灣帶來大量出口外匯，但實際上，政府也投入不少資金及外交能量在國際漁業權談判上。台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執行長林愛龍表示，「這些補助真正受惠的是少數大型遠洋漁業公司，但對整體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到底有多大幫助，值得大家探討。包括有多少台灣人能吃到這些遠洋的魚？它提供了臺灣人多少就業機會？」

根據2013年漁業署編列預算進行分項統計，台灣沿近海漁業從業人口數將近26萬人，沿近海漁業管理編列預算為9,000萬；遠洋漁業的從業人口數僅2萬人，預算編列卻高達2億8千萬元，難免讓人有獨厚遠洋漁業的聯想。

台灣的沿近海漁業資源狀況每下愈況，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到港邊問討海人：「沿海都抓沒有魚，你下一代該怎麼辦？」討海人回答：「恁爸敢有卡衰小，子孫還要來抓魚？」他們心中的想法是，台灣的沿近海漁業，早已沒有明天。

近兩年漁業署推動「鯖鰺漁業管理辦法」、「蟳蟹禁捕管制措施」、「鰻苗捕撈漁期管制規定」、「鯊魚鰭不離身」、「魚翅進口應遵行事項」等政策，值得鼓勵，但在國際鮪魚的資源管理會議上，卻未能積極支持重要的保育方案；而對於沿近海的漁業管理工作也未見資源之挹注。

「如果沒有魚了，還有漁業大國嗎？」台灣漁業大國的名聲，是否僅建立在遠洋漁業的捕撈量及產值上？眾多漁民的生計、台灣海洋的未來，或許更值得相關單位予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