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與地方創生02│真正該被創生的是「地方政府」，不能放棄提升「鄉鎮力」

日本地方創生是無止境作戰的其中一役

日本90年代的泡沫經濟，受創最深的其實是「地方」，因為二戰後的經濟奇蹟，地方太習慣於依賴大計畫經濟的領頭，泡沫之後頓失所依不知道自己能怎麼辦，宮崎駿「神隱少女」那個荒廢遊樂園的場景就是背景音樂。超過八成的人集中在都會，半數的人集中在東名坂，很難回到地方去。

20多年前台灣開始學習日本的社區總體營造，就聽了很多東京人「找故鄉/認養故鄉」的故事，同時台灣對於「地域振興」、「農山漁村振興」、「商店街活化」等政策名詞也不陌生，而近年「過疏化」一詞更直接代入成了慣用的中文，2015-2016「限界集落株式會社」以及「拿破崙之村」兩部日劇，除了讓觀眾重溫反町隆史及唐澤壽明的熟男風采，「地方消滅論」也被推到眼前。

日本地方創生可以說是賦予泡沫經濟後，面對地方崩解未竟之功的時代新意，特別是將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少子化作為根本的危機來面對。

地方創生要「創生」的正是地方政府

我們可以接收到各式各類日本地方創生的案例，但循著時代與當代的脈絡來看，要被創生的一直都是「地方政府」本人，不僅是因為自治權限都在地方政府，地方要如何是好？中央也不可能幫你回答。

日本地方創生的推動，首先修改了2005年小泉純一郎時代就已經推出的「地域再生法」，原本地域再生法就規定由地方自治團體（鄉鎮市）負責擬定地域再生計畫，地方創生的補助計畫就納入地方再生一籮筐中央補助計畫中的一項。

同時要特別注意的，循著國土計劃的脈絡下，鄉鎮市本來就要擬定執行「綜合計畫」，也就是在綜合計劃正規軍的基礎上，地方創生計畫與資源是另外加上的軟體資源，強化引導地方的力道。

今年8月，筆者與農村發展基金會等多人至剛在台灣設辦事處的笠間市交流，市長的報告中便是由「笠間市第二次綜合計劃」開始，然後才談創生計畫的內容措施，也就是，創生計畫內容涉及到高度的公私研部門合作以及軟硬體的整合，並非創生計畫項下的資源獨力完成，而是高度考驗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

從中央統籌到地方自立轉型，鄉鎮市與居民逐步提出計畫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生產性本部」在2016年做了「基層地方自治團體擬定綜合計畫的調查」，也就是調查了1558個鄉鎮市層級在執行綜合計畫的狀況。綜合計劃分為基本構想、基本計劃以及地區別計畫三個部分，到底這些計畫內容是如何生出來的呢？

從下表的統計可以看出來，從中央統籌到地方自立由下而上的轉型，是個漫長的過程。即便到今天，仍有三成的基本構想還是由承辦科處室草擬，但是過去的努力成效是看得出來，特別在地區別的計畫擬定，已經有12.3%的鄉鎮市可以做到完全由居民提出。

台灣與日本的相同與差異：中央與地方部門的行政關係

台灣一聽到鄉鎮公所大概的評語就是派系把持的黑洞，然後一直覺得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外國人比較守法，外國基層公務人員比較願意積極做事，甚至在政治角力的過程想要乾脆廢掉鄉鎮，縣市長選贏了就全拿。其實泡沫後的日本地方並沒有比較好，到今天還是可以看到有多歪樓的案例，例如為了比拚「向故鄉納稅」業績，提出回饋的伴手禮價值比收到的稅還要多。

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仔細看日本如何把地方帶起來的手法，早從小泉時代就推出「構造改革特別区」，開放地方提出「國家的相關規定不符合時宜，妨礙地方經濟活動」的問題，讓中央來改革，讓有想法的地方開始往前跑。或是地方創生中，創生計畫都會派一名中央人員進駐參與團隊，除了協助地方釐清地方創生的業務之外，還扮演協調中央不同部會的角色。

對照台灣的經驗，例如「跨域加值計畫」，雖然國發會進行各部會相關資源的整合，但是地方提案對口的中央部會若認為不符合補助項目，僅有轉介其他部會，地方仍舊要獨自面對不同部會的要求。日本創生計畫的中央人員則會負責協調其他部會，若仍舊不符合其他部會的補助規範，則拉回來創生計畫重新考量。

在台灣現行統籌分配款的機制下，非六都鄉鎮財源普遍困窘，中央各類的補助項目是重要做事的財源，創生計畫若能夠注重中央地方溝通的行政協調機制，甚至自願派駐或認養地方的創生計畫，對於地方行政的轉變將會是很大的助力。

日本海士町綜合振興計畫，建立外地、返鄉社群與本地社群的關係

台灣不陌生的山崎亮負責的第四次海士町綜合振興計畫，是日本生產性本部推薦的鄉鎮級綜合計劃。山崎亮在台灣的演講中也談過這個案例，他的核心概念是，綜合計劃的規劃過程與內容，是針對海士町的社會關係而來，也就是軟硬體建設的投資，是為了建立UJI社群之間以及與本地社群的關係而設計（U：外出都市又返鄉；J：外出都市到其他地方定居；I：出生都市來到地方定居）。

對於公所行政人員也持續要求，甚至連日常行政的基本美學細節都要求，例如開會的時候掛的白布條上的字樣字型細節（台灣是紅布條加上標楷體），看似細節其實是對行政SOP的嚴謹對待。

日本地方協力隊，由鄉鎮公所協調青年入鄉

地方創生中的地域振興協力隊，也就是總務省（等於我國的內政部）出一年四百萬日幣的基本薪資，由地方鄉鎮公所開臨時約聘缺，招募戶籍在都市的年青人到地方生活，最長可以補助三年，若要留在地方創業還有創業金。

地方協力隊的成員三年期滿之後，約有六成的成員定居在地方，所以前年被安倍首相要求要加碼！ 地方協力隊鄉鎮公所的配合事項，包括協調住屋以及耕地、提供相關的培訓與實習課程，更包括如何地方人士相處等，這些內容，正是台灣青年返鄉或入鄉最常碰到的瓶頸─租不到屋、找不到地，鄉鎮公所不出面，年青人很難獨自面對自由市場與地方人情世故。

提升「鄉鎮力」不止是政治，是全面的生活提升

台灣面對如何提升「鄉鎮力」總是停留在政治的翻轉層次，日本地方創生之於鄉鎮轉變的經驗值，對台灣有很大的啟發。

例如，鄉下地方的私下自用車能不能作為長照服務接送的營業車？老一輩的農夫紛紛離農，小孩又不接手，那能不能租下這些土地媒合願意耕作的人？本地的釀造場釀造師傳承不易，國家研究機構很遙遠，那釀造師的培訓能不能鄉鎮自己來辦？獨居老人越來越多，發生需要幫忙的時候病歷資訊散佈各地，能不能幫有意願的老人家建立完整的資訊，醫護人員在pad上一滑馬上就可以在現場做出適當的判斷？這些都是日本鄉鎮地方創生在努力的內容。

讓地方創生的核心思維，引導地方的國土計畫

台灣雖然沒有日本相對完整的體系，但是回到國家資源分配使用的機制來看，地方創生的內容，必須要和國土計畫在地方層級計畫相接軌，包括縣市國土計畫的部門計劃，乃至於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入鄉鎮層級的計畫，讓地方創生的核心思維引導地方的國土計畫，不要只停留在政治性的願景泡泡圖，這是台灣即將邁入台版地方創生元年之際，各界可以醞釀並開始往地方集結行動。

（為能深刻掌握在台灣現實脈絡下的鄉村發展與地方創生，《上下游》與「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合作「鄉村發展專題」，以系列文章探討台灣現況與日本政策動態，閱讀全系列文章請點選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