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考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一次到台北大都會生活，求學期間其實並不快樂，先是無法適應台北的生活環境，而後參與苗栗大埔與灣寶的農地徵收事件，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看到現實的殘酷與人民的無力，此外，在課業上也有些挫敗，論文寫不下去，幸好後來在2012年參與了「宜蘭小田田」計畫，每個禮拜到宜蘭勞動，對當時的佳玲來說是非常療癒的事情，在勞動上得到的成就感大大超越學業與參加社會運動，因此後來便乾脆休學，搬到宜蘭，全心投入農務。

大學時參加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舉辦的營隊，第一次聽到林生祥的音樂，記得他唱著〈種樹〉，分享了一些農村的故事。後來在台灣農村陣線的夏耘草根調查營中，到美濃訪問了陳滿祥先生（時任台灣菸葉生產協進會理事），他正是林生祥〈目苦看田〉歌曲中的主人翁，透過實際的訪問接觸與音樂媒介，佳玲體認到農人對於土地深刻的愛，以及農村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我並不孤單

從〈目苦看田〉再聽到〈縣道184〉、〈風神125〉，這些音樂讓佳玲感到不孤單，在她之前，已經有許多農家子弟踏上歸農這條路，但他們的處境比她更困難，在都市受到更大的挫折，且要背負不名譽的刻板印象回到故鄉，佳玲認為整個社會都在告訴我們務農是沒有出息的，青年返鄉其實非常不簡單，首先是青年本身拋棄了主流社會的功成名就價值觀，投入農業，也得負擔收入不穩定的風險，而父母親還會承受親戚友人的閒言耳語。就如同阿成吶喊出的那段心聲：

土地公土地公，子弟向您點頭

拜託拜託，左鄰右舍該睡覺了啊

不要讓他們問為什麼要跑回來呀

不要讓他們這麼多問

                 〈風神125〉

2014年，遇上了來打工換宿的黃京國，和佳玲一樣出身於農家，對於農業有共同的想法，陷入熱戀的兩人，既是情侶也是工作夥伴。有愛人陪伴之外，音樂的陪伴也是佳玲勞動時的動力來源，她的手機裡有一個勞動音樂的資料夾，裡頭有交工樂隊、林生祥、黃瑋傑、農村武裝青年，也有伍佰、張雨生、滅火器、蕭煌奇、亂彈阿翔、萬芳、張懸等等。下田勞動的時候，腰袋裡裝著手機，直接把音樂放出來，「立即有環繞音響的效果，不怕吵到別人，頂多就是吵到小鳥吧，這樣做起農事會更來勁！」語畢，佳玲爽朗地笑著。

青年的歸農之路

從田地獲得力量，佳玲在2015年復學了，論文將自己實行友善耕種、自產自銷、企圖連結在地社群、嘗試改變既有的產銷結構這種種歷程書寫出來，她想問，究竟青年的歸農之路，該怎麼走下去？

青年從農這件事本身已具有翻轉主流價值觀的意義，但必須更進一步的融入社區，和庄頭搏感情，透過每天和庄民的日常互動來證明自己堅持的事，像是在田裡工作時，老人家看到田裡茂盛的雜草，很理所當然的叫你使用除草劑，這時候就可以跟老人家說：「用除草劑不好啦，我已經跟我的消費者保證不會用除草劑了，這是良心問題」，其實這樣子簡單的日常對話，也是一股小小的反轉力量。

在雲林老家務農的母親，其實還無法完全接受家中這個學歷最高的小孩，居然選擇和他們一樣種田，「我就是努力讓生活過得好，讓他們知道作農也是可以很快活的！」，這個來自農村的孩子，如此堅定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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