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游》日前推出的《地下越南老闆─無證移工大軍》系列報導，如同一把手術刀，切開了台灣農村長期仰賴無證人力支撐的膿瘍。然而，在這場攸關產業命運與人權尊嚴的討論中，最該站出來清創傷口、面對問題、整合對策的政府，卻選擇了最令人遺憾的兩種反應：對內的集體噤聲，與對外的粗暴抓捕，不但無法解決問題，還將造成更深層、更難以修復的社會撕裂。（閱讀專題點選這裡）
三部會的推諉，反映制度失靈
農業移工議題橫跨勞動部、內政部（移民署）與農業部，三部會的橫向協調理應是政策推進的核心。然而，在《上下游》長達數月的調查期間，我們看見的卻是官僚體系的極度崩壞。三個部門皆拒絕面訪，僅以制式的書面文字敷衍。農業部與勞動部提供的數據不一，勞動部更在記者第二次追問後拋出一句「這是最後一次回覆」。
這種「問 A 答 B」或「已讀不回」的傲慢，不僅是對媒體監督的輕蔑，更是對廣大農村現狀的無視。接受監督是政府的職責，但面對農業移工這個盤根錯節的沉痾，沒有一個部門展現出應有的承擔。政府的集體沈默，變相成為制度失靈的推手。
台灣全盤接收被視為「商品」的移工
從各國媒體報導中可以看出，印尼與越南身為全球最大的勞工輸出國，在實務上更像是在運作一個完整的勞動力輸出產業鏈。印尼政府數據顯示，海外勞工每年匯回的外匯存底高達數十億美元，勞工更被直指為「外匯英雄」；越南媒體亦稱，2023 年越南外匯成長的主要動能來自亞洲地區僱用的越南勞工。
在這樣的前提下，輸出國政府從仲介分潤、行政規費到金融貸款，無一不將移工視為獲取經濟利益的資源。在各母國將海外勞工「商品化」的同時，台灣政府不僅全盤接收勞動力，也未能發揮有效的對等協商，保障這些移工不被過度剝削，讓這條跨國剝削鏈在台灣法律的護航下，延伸到了島內。
155 億元的利益大餅與行政怠惰
除了母國的剝削，台灣內部的仲介體系同樣形成了難以撼動的利益牆。依 2026 年 2 月的統計，全台合法移工人數已達 86 萬 5,462 人。若僅以每個月「最低標準」的 1,500 元服務費來估算，仲介體系每年從移工收取的規費便高達 155 億 7 千餘萬元。
這 155 億元是 86 萬名離鄉背井的勞動者，每個月從微薄薪資中擠出的血汗錢。當一個體制每年能產生超過 150 億元的固定現金流時，本身就形成了一股極強大的游說力量。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勞動部多年來在「移工零付費」或「政府對政府（G2G）直接聘僱」的議題上，總是顯得推諉且缺乏進度；更揭示了勞動部宣稱要檢討仲介費，最終卻在龐大的利益結構前自廢武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政府的「行政怠惰」。透過這筆巨額服務費，政府實質上將管理責任「外包」給了仲介，自己只需要安坐辦公室核發公文，否則就必須承擔起這 86 萬人的媒合與行政重擔，這對長期缺乏人力的公務體系來說，顯然是最想逃避的挑戰。
「移工零付費」為國際勞動趨勢
另外，勞動部口中總掛著「1955 勞工申訴專線」，彷彿只要安排了專線，對於移工的行政任務就已達成。試問：如果申訴機制真的有用、如果法律內部的保障足夠，為何還有 9.5 萬名移工寧可選擇冒險走出邊界，成為制度下的逃離者？
事實上，監察院早已指出，「移工零付費政策」（Zero Placement Fee）已是國際勞動趨勢，更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現行制度下，我國仲介不僅合法向移工收取服務費，甚至還有膳宿費的扣除，這些全然背離了國際勞動標準，嚴重損害台灣的國際人權形象。
放任 9.5 萬無證人力不管理，卻持續開大門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目前全台已有高達 9.5 萬名走出法律界線的無證移工，他們早已深入農村及其他工作場域，掌握產業技術，是現成且龐大的勞動力。然而，政府不去思索如何透過「就地管理」，將這些人力整合進受監控的合法管道，反而打算進一步開放配額，讓有 12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都可以僱用移工。
這種作法無疑是飲鴆止渴。在不改革現有剝削體系的前提下，引進再多新人，最終也只會讓更多勞工在債務壓力下，再次遁入法外空間。政府不修繕「漏水」的容器，卻只想著不斷加水，這不僅是對行政資源的浪費，更是對台灣農業長期發展的極度不負責任。
殺雞儆猴的抓捕只會兩敗俱傷
另外我們也要嚴正指出，政府不致力解決農業無證移工的結構性困境，卻在媒體報導壓力出現時，採取更大力度的抓捕行動。西螺、二崙、埔鹽的移工們為避風頭不敢出門，農民也因畏懼重罰而不敢聘僱，導致田間工作停擺。
收緊法外空間若缺乏配套措施，只是在傷口上撒鹽。這種「殺雞儆猴」的作法除了在帳面上增加查緝數據，並沒有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反而加劇了農村內部的對立，釀成勞資雙輸的殘局。
正因為制度性的剝削與高昂債務，移工必須「逃」才能賺更多錢還債；而農民因為找不到符合農村季節性工序的人力，只能冒險聘用。最後，錢被中間層賺走，承擔法律風險與汙名的，卻是田裡最底層的農民與移工。
清創之後，不應只有仇恨與沈默
正如學者劉黃麗娟所言，《上下游》的移工報導是一次「大清創」。當傷口被攤在陽光下，社會出現了不同立場的激辯，各種壓抑已久的情緒隨之爆發：
在社群平台上，農民紛紛以「+1」接力，控訴自家農田也面臨同樣的缺工與搶人困局；然而另一端，移工人權組織則憂心報導將矛頭指向弱勢，恐對處境艱難的移工更為不利；亦有讀者認為報導力道過輕，未能更直接地挑明既有的利益結構。在這些混雜的聲音中，最讓我們感到遺憾的是，有右翼團體藉此散播仇恨言論，企圖將制度的整體崩壞，化約並歸咎於移工個體。
當每個人都感到疼痛時，政府最不該做的，就是坐視不同團體在傷口上彼此攻擊。有作為的政府應從這場清創中看見制度的腐爛，並展現政治決心去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反之，若持續以沈默應對監督，以粗暴應對複雜，那麼這場大清創留下的將不會是溝通與癒合的契機，而是更深層、更難以修復的社會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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