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冰山一角》龐大無證移工進農村，重塑農村權力結構

在中台灣菜區，「無證移工變老闆」（註 1）早成公開秘密：農民明知誰在租地、誰在借名出貨，卻不敢說破——他們擔心一旦查緝把人掃光，田裡立刻缺人手、產地會直接癱瘓。這群「地下越南老闆」從「一般無證移工」起步，靠同鄉網絡、人脈與資金，一步步從幫手變成經營者。

浮出檯面的越南老闆雖顯眼，但其背後是長年累積的無證移工勞動力系統。這套系統透過同鄉網絡展現了極高的自主調度能力，不僅孕育出今日的「越南老闆」，更實質重塑了產地的權力結構。在缺乏合法勞動力的現實下，台灣農業已落入「依賴卻無法納管」的矛盾困局，不得不適應一套制度外的新秩序。

勞力壟斷與身分易位

「現在不是我們挑工，是工在挑我們」，記者採訪期間，不只一位農民發出這樣的感慨，這種關係翻轉直接影響了產地的議價權。西螺菜農李小姐對此感觸極深，過去種菜、噴藥、採收只需撥打電話即可調動人力，現在則需提早向這群掌握人力的非法工頭預約、甚至萬千拜託，才能「求」到人手，她以「不知道誰是頭家、誰是薪勞」來形容這種主從對調的無奈。

這種易位體現在日常的「勞力競逐」細節中。華興農場創辦人廖瑞生觀察，移工通訊群組的資訊傳遞效率極高，包含便當主菜的內容（如有沒有雞腿）、是否提供漢堡與含糖飲料等物資福利，在群組傳開後即成為人力的「磁吸指標」。這類細節決定了移工投入哪片農地的意願，迫使台灣農民必需在薪資之外，在福利上額外加碼。

「同鄉優先」打團體戰，生活成本不對等的戰爭

此外，掌控調度權的「地下越南老闆」和新住民展現了一致的「同鄉優先」態度，將主要人力撥給自己人經營的田區，使台灣農民在搶工高峰期常面臨排隊苦候。

雲林青農會長蔡宗瑋分析，這種「打團體戰」的氣焰源於移工對市場缺工現狀的掌握，同鄉網絡建構的人力堡壘，使他們在「接案」時佔盡優勢，「因為他們深知這家嫌（人力）貴、還有別家搶著要」，而且「跑到哪裡都會有工作」。

菜販阿斌從經濟角度分析，直言這是一場生活成本不對等的戰爭。對台灣農民而言，賣菜所得要支付台灣物價下的生活費、子女教育費與房貸，生活僅能維持平穩；但對非法移工來說，在台經營的所得匯回後，足以在越南鄉間興建豪宅、購地或成為中產階級。再加上他們在台生活成本極低（無須保險、集體合租、無視職安規範），種種「經濟安全感」的落差，讓他們在農村權力競逐中佔盡上風。

私領域與工作混淆

外籍移工不僅改變了農業生產，也在私領域中帶來衝擊，多位女性受訪者向《上下游》表示，農村婚外關係的比例顯著增加，尤其若移工是掌握派工權與人脈的領頭者時，關係更為複雜。

蔬菜合作社負責人阿月（化名）揭露，丈夫與移工外遇，她不但遭受情感背叛，先生更主張「我不跟她在一起，妳有辦法給我工人嗎？」，為了確保自家農田有足夠人力採收，她不得不忍辱配合。

另一位農場經營者阿惠（化名）告訴記者，她的老公同樣深陷其中，而且農村裡類似案例不少，且多為公開秘密，只是鄰里間為了維持自家用工穩定，或是老闆娘的面子，形成了一種互不戳破的默契，讓原本就處於性別權力下風的農村婦女，承受更大的壓力。

地下服務鏈經濟活絡

儘管社會結構、家庭倫理面對新的挑戰，但在產業的現實端，這群勞動力確實為農村運行注入新的活力，也催生出一套自成一格的地下服務體系。

新社蔬果合作社執行長李慶國觀察到，外籍移工周邊已形成完整的服務鏈，從專門接送移工的計程車，到協助購買機車的仲介，應有盡有。計程車除了載移工們在假日時出遊、訪友外，也是移工「不告而別」時運送他們到「下一家」雇主的重要工具。

另外還有二手商專門出售事故車或泡水車，精準對接移工「求有不求好」的需求，讓原本該進入報廢場的物品重新在農村市場流通，也形成了新的產業鏈。

活化長期荒廢的農村空間

這股力量同時也活化了長期荒廢的農村空間。原本漆黑、殘破的閒置空屋，如今紛紛掛起「移工房」的招租啟示。隨著移工進駐，夜晚的農村重新點亮了燈。相較於台灣農村老齡化的寂靜，移工習慣集體合租、週末席地烤肉的社交文化，為村落帶來了人聲。

移民浪潮不僅點亮了空屋，也活絡了凋零的街市。在西螺、二崙、莿桐等農業重鎮，越南小吃、按摩與東南亞雜貨店湧現，不僅是新住民與移工的補給站，也成為國人接觸異國文化的窗口，使靜滯的鄉鎮出現新的商業生機。

老雜貨店光線昏暗，無證移工更願意出入

西螺老字號的「麗珠雜貨店」轉型，便是一例。這家傳承數代的雜貨店原本不敵連鎖便利商店的競爭，老闆娘正打算歇業，卻因移工需求、開始販售東南亞雜貨，意外迎來商機。

老闆娘觀察發現，對於身分敏感的無證移工來說，連鎖集團便利商店燈火通明，但遍布監視器，讓他們有一種曝露在監控下的心理壓力。相比之下，老雜貨店裡光線昏暗，能與老闆比手畫腳溝通，提供了一種不被窺探的安心感。這種在陰影處建立的默契，意外讓無證勞動力與在地凋零產業發展成相依為命的共同體。

無證身分嵌入傳統信仰

移工與台灣社會的交會也滲進了傳統信仰，許多無證移工跟隨台灣農民參與宗教活動，在熱鬧的遶境隊伍中，他們換上陣頭服飾，熟稔地敲鑼打鼓、抬轎前行，外觀已與本地農民無異，國籍與法律身分的邊界在信仰中消融。

這種融合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公開場合。英國樸茨茅斯社會人文學院副教授 Isabelle Cockel 長期研究東南亞移工議題，她在台灣進行田調時觀察到，無證移工受邀在公家機關的多元文化活動中載歌載舞。他們的法律地位被否定，但卻能以傳統服裝展演異國風情而受歡迎；這種矛盾反映台灣既依賴他們的勞動力，又視之為異國文化標的的雙重視野。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副教授劉黃麗娟分析，透過勞務、消費與信仰的長期參與，台灣人與移工已從早期的「僱傭從屬」轉向一種互為表裡的「文化嵌入」——移工適應了農村的節奏，而台灣農村的生活樣貌也因這群人的介入而重新形塑。

這場由缺工拉開序幕的變異，最終交織出複雜現狀：在田間，他們是掌握主導權的經營者；在家屋，他們是撼動倫理的因素；但在神明面前及慶典舞台上，他們又是支撐農村活力的共生者。這套地下秩序，正無視法律缺位，在台灣田野間野蠻且頑強地持續運作。

註 1：台灣對這群移工有各種不同的稱呼，就原雇主的視角來看，他們是「跑了」，因此被稱為「逃跑外勞」；從政府的管理立場，他們離開原雇主後不知所蹤，因此為「失聯移工」；社會則泛稱他們為「非法移工」。

本專題則以國際通用的「無證 (undocumented) 移工」一詞，指稱缺乏合法居留或工作證件者，他們的處境反映出他們違反了行政法，而不是逃逸（污名化）、非法（illegal) 或失去聯繫（ disconnected）；「無證移工」為較中性、精確的法律狀態描述。

註 2：基於新聞倫理，本報導的紀實攝影均以面罩隱去無證移工的面容，因為他們在法律上仍屬易受傷害的脆弱群體；《上下游》致力於揭露產業真相，但不以受訪者的生存代價為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