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是影響甚鉅的人畜共通疾病，全球投注無數經費與人力研發抗病的方法。《禽流感的哨兵》一書集結人類學者弗雷德里克．凱克 (Frédéric Keck) 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三個哨站進行的多點民族誌調查，揭示人類在漫長的禽畜飼養歷史中，與其他動物間出現了危險的失衡。哪種動物能在禽流感流行之前擔任哨兵？新、港、台又各自發展出什麼策略？請看人類學家怎麼說！
（以下文字乃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恩潔為本書所寫的推薦序〈鳥類視角：三個亞洲社會的禽流感治理和人鳥關係〉，經左岸文化授權使用，更多精彩文字請詳見該書。）
社會理論其實會隨著不同的動物疾病治理方式而展開、演變。人畜共通傳染病不但是理解每個時代社會性（the social）構成的重要譬喻，同時也是重組物質關係的交換行為本身。上述這些概念，是人類學家弗雷德里克．凱克多年來的學術核心關懷，也是這本書的背景。
我與凱克具有相同的關懷，都關注人與非人動物之間的物質關係，如何在社會、文化與科技變遷的實作中發生變化。我們也都將動物視為一種行動者，不論牠們存在於何等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之中。這也是為何，我認識凱克的時機點，是在 2020 年 8 月的 4S 研討會（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當時他籌組了一個相當成功的論文發表雙場次，名為「獸醫人類學」，而我在其中發表的論文是關於二十一世紀馬來西亞獸醫科學家如何在動物福利、人道屠宰及死前賀爾蒙測量的科學實驗之間協商出新一代的「又清真又人道」的屠宰實作邊界，而我的分析涉及探討什麼是「牛」的存有論。
這篇論文後來經過我與捷克獸醫人類學家 Ludek Broz、凱克及奧地利獸醫學家 Kerstin Weich 的多次討論，最後順利刊登在一本獸醫學期刊上。只是，由於疫情，我與凱克的「碰面」都是在線上。幸而，由於這本書繁體中文版的出版，我將會在這本書付梓前後的時間，在西子灣與他實體見面。
人類學者對於禽流感已經有一些豐碩的研究成果。這本書的獨到之處，是透過面對禽流感的三種不同科技治理模式，來看待三個處於中國邊界上、「華人多數」的離散社會，其中的禽流感治理及人鳥關係的差異。
多點、多國、跨物種，這本以香港為主但橫跨台灣與新加坡的鳥類民族誌還不止如此。因為這本書的另外一個獨到之處，即理論貢獻，是將我們帶往西伯利亞及亞馬遜，將人類學關於狩獵採集的描述與現代的防疫工程進行一種結構上的比較與探索，從中思考一種由交換理論來取代傅科式（Foucauldian）生命權力理論的視角。這是一種理論創新，面對人畜共通疾病的防疫，我們可以從狩獵採集社會的儀式與交換中學到什麼。
由於凱克在這本書的一開頭已經寫了很清楚扼要的導論，以下我想透過比較簡單的提問來推薦這本書。首先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關心禽流感？除了如果雞隻都被撲殺了就沒有鹽酥雞可以吃之外，有沒有什麼更深遠的意義，關乎人類存亡的命運？
凱克透過這本書對我們闡述禽流感治理的多重面向，以探索人類面對不確定未來的技術。自 1997 年在香港首次出現鳥類傳染給人類的 H5N1 病毒以來，禽流感一直被視為重要的模型，用於研究動物傳播至人類的傳染病。而人畜共通傳染病在二十一世紀，甚至在新冠肺炎以前，已是奪去最多人生命的疾病種類之一。到了 2005 年，禽流感病毒從亞洲擴散到歐洲和非洲，引發全球大流行的警報，最後終於在 2009 年，禽流感議題在全球各地達到高潮。
然而，就在不久以前，禽流感要被科學界好好研究，卻還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被稱為「流感教皇」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他曾經說過「大自然本身是最危險的恐怖主義者」）曾在 2002 年左右與格雷姆．拉夫爾（Graeme Laver）一起提出「水鳥可能是流感儲體」的想法，但當時這個想法在學界只被當成離奇的笑話而無人回應。事實卻證明他們是正確的：鳥類可以容納流感病毒在體內而不生病，同時透過糞便排出大量的病毒。不出幾年，全世界的農業部門與養雞農場已經為了禽流感而名符其實地雞飛狗跳。養雞工廠這類場所，偏偏又是病毒不斷演化的極佳場所。
那麼人類怎麼回應呢？亞洲式的回應有什麼不同嗎？在此，凱克透過多點田野、專家訪談及與各種文獻建構出三套應對方式，分別存在於香港、台灣與新加坡。由於三者都畏懼來自（資訊不透明的）中國的病毒，因此地緣政治與跨物種本體論政治之間是緊密相連的。
在本書中，這三套方式分別為撲殺汰選、牧養式的疫苗接種、及狩獵式的預先觀測，同時也工整地對應於三套法國社會人類學家的理論：史賓賽的自然式因果、涂爾幹的社會式因果、李維史陀的結構式因果。當然，這些方式在實際操作上並不那麼涇渭分明，而是時常互相重疊。凱克雖然說「香港是一個哨站，新加坡是一塊進行模擬災難的技術空間，而台灣則是一座儲存庫」，但其實這三個社會都共同具備三種預備模式：政府的介入、病毒學和鳥類學將自然與實驗室相連、以及知識積累與病毒分類。
第二個我想幫助讀者進入本書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關心鳥類？鳥類的特殊性，除了上述可攜帶流感疫苗而不生病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殊之處，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角度理解微生物病原體？
為了追蹤禽流感病毒在野鳥、家禽和人類之間的變異，凱克在書中提到一個奇妙的異質組合：微生物學家、獸醫和鳥類愛好者的聯盟。由於鳥類在掠食鏈的獨特位置，牠們很容易成為在微生物與人類之間、也很適合在免疫細胞與受威脅地帶之間，發送出早期的預警信號。在三個地區，都可以找到這樣的同盟。但到了研究後期，凱克更喜歡與鳥類愛好者待在一起。因為他當時感興趣的一個跨物種人類學探問是：我們可能從鳥類的視角來看待病原體嗎？鳥類愛好者對鳥的熱情、微生物學家對病毒變異的追蹤，到了人類學家那裡，變成了人鳥關係如何幫助人類形成「牠物種視野」的存有論提問。
「牠物種視野」是薩滿相關的人類學研究時常討論的主題。薩滿原本是西伯利亞地區的術語，在十八世紀成為特定的概念，二戰後又因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用薩滿的概念描述古老宗教的啟蒙特徵而重新流行。在西伯利亞或亞馬遜地區，獵人與動物的關係是可逆的、不穩定的。凱克的論證是，為了成功獵捕獵物，獵人學會透過動物的視角觀察周遭環境。如果說在主流的「牧養」社會中，人們預設自己是實質支配著家養動物（貓奴們表示：），那麼在狩獵社會中，人與動物的關係是更為平權的，人因而可以進入動物靈魂的深處，而薩滿的「通靈」則成為一種處理不確定性的儀式技術。
就像在西伯利亞、亞馬遜、非洲或美拉尼西亞研究狩獵採集者的民族誌工作者一樣，凱克想做的事情，是認真看待在三個「華人多數」社會中的病毒獵人和鳥類愛好者的獨特存有論，不管那是類比式、自然主義式的或是泛靈式的。因此凱克並不是以當代的病毒獵人及鳥類愛好者的民族誌來擴大既有的人類學文獻中關於狩獵採集社會的研究，而是想透過這些社會的經濟交換、儀式行為、用一種人類學式的眼光來看待「現代人」（尤其因為「我們從未現代過」）。
最後一個我想邀請讀者來思考的，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了解鳥類特別擅長的哨兵行為？我們必須了解哨兵行為，因為那是處在地緣政治之敏感地帶的台灣所必須要了解的課題。畢竟，哨兵一詞涵蓋了生物安全、公衛和地緣政治考量。
所謂的哨兵行為，比如鴨群會集體衝向狐狸，或是鶇鶥在掠食者靠近時會提高鳴叫音量。這種昂貴信號雖然可能增加被捕食的風險，但也能提高該信號發出者的聲譽並同時警告他人。在現代工業化養殖農場裡頭，也有所謂的「哨兵雞」，牠們沒有接種疫苗，而它們的死亡則暗示：瘟疫開始了。同時，在養殖工廠之外，哨兵雞也用於監測澳洲的墨萊溪谷腦炎病毒，方法是在特定區域放置雞籠，讓雞隻被蚊蟲叮咬並檢查是否有血清轉換。早在十九世紀，人們就在煤礦坑用金絲雀來警示有毒氣體釋放的濃度。可以說，鳥類攜帶災難將至的徵兆，預示著人類面臨的威脅，而這建立在鳥類特別擅長的哨兵行動特質之上。
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盡情思索：為何香港賞鳥者更偏好觀察候鳥，但台灣賞鳥者卻相對花更多時間觀察留鳥（雖然也關注候鳥）？這種差異與地緣政治有什麼關聯？從鳥類的視角去看待病毒，究竟會看到什麼？為何有的學者認為，人類世應該從七千年前的雞隻馴化開始？在何種情況下，公衛、環保與軍事防衛可能是利益一致的？一言以蔽之，這是一本有趣的跨物種人類學專書，也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重要作品。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問世，將造福科技與社會研究、人類學及社會學的師生、微生物學者、鳥類愛好者，以及一般對雞有興趣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