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橙安（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主任）
民國87年台北成立了臺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至此之後「社區大學」在臺灣各地風起雲湧，成為臺灣推動社會改革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社大的蓬勃發展，不僅激起了全國民眾的熱情參與，也逼迫著政府不得不正視這股力量的存在。然這廿年來社大與政府間五味雜陳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希望政府資源的挹注可以穩定辦學，另一方面，則必須回過頭來扮演政策監督者的角色，而委辦標或者是評鑑，就成為政府用來箝制社大發展的一種工具。
優等辦學多年，北門社大命運突然變化
今年（2017年）12月5日夜裡收到一份令人錯愕的消息，在臺灣具有指標性，連續多年辦學優等的台南市北門社區大學，在本次台南市社大招標評選中分數位居第二，幾乎確定無法在明年繼續承辦社大，這對於十幾年來苦心在鹽分地帶經營的團隊，還有全國腳踏實地努力經營社大而言，無不是一場嚴重的打擊。
以支援農漁村社區為出發，北門社大紮根培育青年
北門社大成立於民國94年，地處於資源貧脊的「鹽分地帶」，校本部設置於佳里國中，學區除了佳里以外，還包括七股、北門、學甲、西港和將軍等多個行政區，這六個學區由於聚落與聚落間距離過於分散，總面積廣達323平方公里，但人口數卻只有164,371人。
北門社大是蘇煥智縣長任內，從原有的縣政大學進行轉型，當時原台南縣正在進行反濱南工業區運動，社大運動也正在各地風起雲湧，當時蘇縣長看上了這股力量，在考量北門社大設置時，就積極連結地方組織一起來推動，除了邀請七股海岸保護協會陳昆和先生擔任校長，更從台北文山社大找來嫻熟社大運作的鄭秀娟和柳秀慧來共同協助推動社大。在推動北門社大後的一年，縣府更透過許多社教資源的挹注，協助北門社大紮穩辦學腳步。
北門社大長期關懷農漁村及海岸生態環境發展，以打造一個「以支援農漁村社區發展為主體、小而美的社區大學」為辦學願景，以「孕育獨立思考，進行知識重構，提升社區文化，打造公民社會」為辦學宗旨。除鼓勵在地青年返鄉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外，在學習規劃上更充分掌握農漁村學習特性，就南瀛濱海區域之特色資源規劃相關學習活動，如：假日漁民-虱目魚養殖、常見病蟲害的防治與應用、蚵仔煎的旅行-從食物看環境、跟著達人逛漁港等課程。
此外，也與在地組織及團體合作辦理農漁村生態文化讀書會、鹽分地帶文學讀書會、走訪布袋漁村巷弄、七股護沙流汗公益行、海岸環境監測、漁村生態解說員、細談黑面琵鷺小檔案等活動，並成立海岸保護監測志工社、有機農業社、漁夥部落計畫，更因此為地方培育了許多優秀的青年人才。
充分落實公共參與
我們自103年接手經營鳳山社大，當時看上了北門社大在公共參與上的表現，因此北門社大就成為鳳山社大接手後，第一個學習的對象。還記得那年初剛接辦，鳳山社大就帶著新團隊前往北門參與七股護沙活動，除了聽取北門社大在校務運作上的經驗，也從北門社大推動公共事務的成果，了解推動社大的內涵與意義，包括往後的南部社大聯誼會、社大工作者培訓，北門社大都是鳳山社大很看重的交流對象。
北門社大是我就讀高師大成教所間撰寫碩士論文很重要的研究對象，北門社大除了在96年通過由全促會舉辦的「學校經營與公共參與」認證，更是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連年評鑑獲得優等的社大。但是在我研究的三所社大裡，除了辦學較為穩定的北投社大以外，南島社大因為在參與公共事務立場上時與縣府相悖，包括當時的美麗灣、核廢、焚化爐，因此在102年時就失去台東社大的承辦權，目前採用自辦的方式經營南島社大。
為落實「師生共治」轉換投標單位，未料卻被私立大學取代
此次，有關北門社大承辦計畫的評選，北門社大依據地方自治條例，原本可以採用連續優等的條件繼續擴充五年，但是為了落實師生參與校務共治的精神，將承辦團體從原來的「財團法人永續臺灣文教基金會」更改為由師生及原基金會董事長所組成「社團法人樂活台灣協會」參與投標，沒想到卻被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以更換新團隊之理由，將承辦全給了第一順位的私立大學。
而該私立大學原已承辦另一家社區大學，本次同樣依據地治法在不用招標可繼續擴充五年的情形下，出手參與台南市另外二家社區大學經營權的招標。私立大學出手經營社大的現象，在教育部漠不關心，以及地方縣市政府縱容之下，從原有的北部、中部，開始蔓延至南部，難道具社會改革理念、具有野性的社大，就要如此被私立大學收割嗎。幾年下來我們發現大學承辦社大所產生的一些差異：
一、 理念差異：
社大的辦學理念不是只有開課，而是藉由學習推動社會改革，因此社大最大的實力就是能與社區還有地方組織做緊密的連結，當然推動社區發展或公共參與是實踐公民社會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教育部這幾年也在鼓勵大學走入社區，包括正在積極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USR，但是當大學走到到哪都聽見大家在談「社大」，甚至是談「社大」對地方的貢獻時候，也引起了這些私校希望能夠辦理社大的興趣。除了提高既有大學的能見度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少子化的今天為大學另闢財源。
二、 組織差異：
社大在臺灣普遍是由民組組織進行承辦，且多委任專職專業的校長、主任進行推動，一方面礙於經費拮據，另一方面為了增加社大在地方上的能動性，因此社大的組織架構往往是扁平的。甚至，社大為了促進公民參與，在校務的經營也融入了社大工作者、老師、學員還有地方組織的參與。
在幾所由大學承攬社大的辦學經驗裡，爭取社大這件事，往往由幾位兼任老師擔任起爭取經費的工作，一方面立下戰功為取得正式教職做準備，即使沒有取得正式教職，至少有社大可以做為在大學內任教安身立命之所。
大學在取得社大承辦權後，其組織仍無法跳脫既有大學的掌控，無法獨立辦學，除科層體制的僵化外，在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態度上也趨於保守。當然，也有不少大學是將社大辦的相當出色的，不過當社大績效一起來的時候，社大執行長或主任的位置，可能又成為了私校另一塊爭相覬覦的美缺，人事異動的頻繁，成為了私校辦理社大上的另一個隱憂。
三、 教師差異：
社大所講求的解放知識，除了希望能引用大學內具有熱誠的老師走入地方，更能因為知識和學習的鬆綁，建構屬於地方特有的知識體系，透過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達到教育改革之目的。因此，社大在課程規劃和師資遴聘時，多考量地方的特殊性，也廣納了地方人才的參與，甚至做到師資養成之目的。
大學憑藉著優異的場地、設備、老師等資源投入社大辦學，也因此多數由大學所承辦的社大來看，其所開設的課程不離該校原有的系所，尤其以語言類、資訊類課程居多，因此限縮了社大辦學的創意以及在地方上的能動性。
四、 學生差異：
除了少數人口較為密集的都會以外，多數社大的辦學除了主要的基地以外，還必須兼顧鄰近多個鄉鎮，少至五、六個，多至十來個。又因為聚落與聚落間距離遙遠過於分散，因此在學習資源輸送上必須翻山越嶺，才能把學習資源送到地方。那麼，也是這一連串的因果，以及社大在地方上的貼身肉搏，社大才與地方組織，在辦學和共同參與公共事務上建立緊密的情感。
而大學城辦社大如前所述，多仰賴大學內既有的資源進行辦學，因此常仰賴學生走入大學，而非大學走入社區，與社大落實在地化、反映地方發展的特性有所不同。
北門社大事件當頭棒喝，政府對社大願景想像何在？
11月29日教育部部長才透過全國社大校長、主任會議，談到明年對於社資源的挹注，以及對於社大20周年相關活動的期待，也希望社大法制化的順利完成，能對社大的穩定辦學有所幫助。這些聲音言猶在耳，可卻在2017年的年底，社大正在積極討論邁向「社大2.0」的時刻，因為北門社大事件給了臺灣整體社會一記當頭棒喝。
而我們也看到，政府回應社大辦學的方式，除了民間所要求的法制化，以及在經費上的挹注，還有辦學場地上的保障以外，其實看不到政府部門對於社大願景的想像，更看不到對於社大辦學理念的認同，看到的只有政府部門透過對私校辦理社大的放縱，來解決私校少子化以及社大過「野」無法掌握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