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耘紀實—彰化二林蔗農的甘苦調查

文／圖王章逸

「我是誰？我來自何方？我為什麼在這裡？」進入田野地調查前，二林的合作夥伴崇銘這樣問大家。

以歷史為經緯 以田調為度量

八月盛暑，農陣跟 蔗青文化工作室（以下簡稱蔗青）合作，帶領學員在二林溝頭社區進行田野調查。蔗青專長田野調查與文化書寫，經營數年後已有豐碩的在地紀錄及行動。除此之外，他們也跟當地學校、組織合作，規劃在地學程與帶領田調工作坊。深知蔗青在地方的實踐與深耕，敲定夏耘第二階段與蔗青的合作後，農陣辦公室就已經開始期待二林田調的到來。

不負我們的期待，在蔗青的規劃下此次田調並非只是一個禮拜的鄉村體驗，而是紮實的訓練實作。進入社區前，崇銘先帶領學員討論張素玢老師撰寫的《濁水溪三百年》。這本書描述濁水溪三百年的歷史，從河水不定時氾濫、整治後河灘地大興甘蔗種植、到現在集集攔河堰興建改變濁水溪的生態景況。雖然濁水溪逐漸平順，沿岸居民的生活卻沒有因此安穩。甘蔗的種植成為日本人榨取農人的手段，集集攔河堰則限制農地灌溉用水，並且改變沿岸生態甚巨。

除了歷史，崇銘也用一個早上講述「田野調查的基礎概念與方法」。蔗青擁有豐富的田野調查教學經驗，除了長期跟二林地區的國高中合作，夏耘訪調開始前剛結束四天「溪州水文化調查工作坊」的帶領。崇銘將他的經驗濃縮萃取，搭配親身經歷的田調故事，讓課程成為田調初學者能快速入場的大補帖。

他將田調分為三個步驟：文獻分析、田野調查、提案實作。除了分享文獻與田調的技巧與注意事項外，崇銘更重視田調的後續「對我來說，田野調查並非只是單純的認識及調查。重點是在認識一個地方後，可以提出什麼切合在地需求的計畫與行動」。大多數人都知道田野調查是認識地方的重要方法，然而後續的關懷卻時常被遺忘。這樣的提醒對於剛接觸鄉村與田調的學員而言，無疑重要且深具啟發性。

誠如崇銘在田調課的結語說到「從田野出發、向在地學習」，一直以來，貼合地方都是蔗青最重要的精神。協辦這次夏耘的田野調查，也希望將「以地方為師」的理念傳遞給學員。學員在《濁水溪三百年》的歷史洗禮，以及田野調查課程的補充後，終於進入田調的地點溝頭社區。

二林蔗農事件百年之後——蔗農的勞動記憶與溝頭新生

二林是台灣第一個農民運動的發生地。日人整治濁水溪後控制洪患的發生，也讓過去淹沒的大量河灘地得以種作。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這些新生河灘地紛紛種下甘蔗，彰南地區包括二林成為甘蔗重要的產地之一。1924年年初，農民透過地方菁英反應林糖（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收購甘蔗的不公，1925年更成立「二林蔗農組合」，組織會員與林糖交涉。同年十月，林糖在日本警方的協助下強行收割甘蔗，於是引發蔗農與官方的暴力衝突。

二林蔗農事件之所以特殊，除了他是台灣第一個農民運動，同時也反映了日治時期對農業控制與榨取。百年之後，蔗農事件漸漸不為人知，遍佈的甘蔗田已被越光米取代，蔗農當時的勞動及處境也讓歷史洪流沖散。我們常可以聽到一句俗話：「第一憨，種甘蔗戶會社磅」，到底彼時的蔗農有多辛苦？懷著這個疑問，二林組的訪調以蔗農勞動經驗為主軸，進入溝頭探訪。

百年之後，經歷蔗農事件那代人大多已經仙逝，很幸運地溝頭社區仍有幾位長者健在。幾位八、九十歲的長輩提供學員珍貴的田野資料，從他們充滿甘蔗的童年記憶（收成時總要從五分車上偷抽幾根甘蔗嚐嚐甜頭），聊到受僱於農場，擔任粗重且日薪低廉的會社工（彼時所有的勞動都依靠人力，整地、插甘蔗、採收無所不做。甘蔗的甜來自辛勤的汗），再聊到農場關閉後，甘蔗漸漸消失在二林（現時農場已在平地造林政策下成為無法親近的森林）。長輩的分享如同畫筆，讓過去種植甘蔗的圖像逐漸清晰，也見證了糖業的百年興衰。

駐足溝頭社區的這幾天，也讓我們看見當代鄉村的老化與新生。都市化造成的老齡鄉村是台灣普遍的現象，溝頭社區同樣如此。無人居住的傳統閩式建築破敗，庄內唯一的檳榔攤在數年前關閉，徒留紅磚上的檳榔字樣噴漆。

人口老化不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在溝頭社區是懾人的現實景況。老化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同時看見社區的動能。恩斌在四年前從台北回到溝頭，拜舅舅為師開始他在農村的事業；停擺多年的社區發展協會也在現任理事長的帶動下重新運作，並且積極成立長照C級據點。「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恩斌在為我們介紹社區時說到「這不僅是幫助社區的長輩，這也是為了我自己、我的孩子所做的努力，這是我們的家」。

百年之後，蔗田已不復存在，但一代一代溝頭人撐起的家，新的故事仍在繼續。

田野之歌：知道我是誰

在二林的最後一站，我們抵達由返鄉青年開的Loca café，交流田調後的心得觀察。

首先崇銘詢問大家在田野現場覺得困惑難解的狀況「很多時候，我都是一個人進行田野調查，碰到疑惑時只能自己思考與解決。因此這個機會非常珍貴，大家可以將這幾天碰到的問題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學員提出各自碰到的問題，諸如受訪者無法精確回答問題、村民請喝酒不知道該如何拒絕，以及如何看待自己進入田野現場「目的性」的前提。

下一輪的分享則聚焦在這幾天的心得。二林的田調不僅是討論蔗農的勞動經驗，學員也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反思在田野現場的所見所聞：

有人說：「做為台北人的這件事，好像少了點什麼，總是會被說以台北的觀點看待台灣。經過這次的田調，讓我好像更完整了。」

有人說：「田調後，你真的可以發現歷史仍存在現實生活中，歷史就在那邊。如果我們沒去問這些東西、記錄下來，就只會停留在他們兒女那一輩，孫子是不會知道的。這次二林的觀察後，我回去會想問我阿嬤花壇磚窯場的故事。過去我會覺得這僅僅是我們家的故事，但不是，這是整個花壇的故事。」

有人說：「我們常在新聞上看到社會有很多問題，例如地方派系、工業污染農村等等。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這些東西是在新聞中被報導出來。但是經過田調、經過實際去看，才會發現說他不是自然而然產生。在我的同溫層中，儘管有注意到，但大概都是鴕鳥心態，經過這次的田調，我認為是要一步一步慢慢解決，要一次可以解決是不可能的。」

有人說：「我是台南學甲農村的小孩，但我對於農村零概念。因為都一直讀書，直到上大學之後，才知道這個地方（農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對我而言參加夏耘是在找一條回家的路。在做訪調的過程中慢慢把小時候的回憶找回來，例如小時候阿公阿嬤曾經種過甘蔗，我也有在裡面玩過，這個記憶已經消失在我腦海裡十多年了。透過接觸農村讓我想起很多事，讓我慢慢找回自己的根在哪裡。」

田野調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誠如進入田野前，崇銘問大家的問題：「我是誰？我來自何方？我為什麼在這裡？」當我們進入田野，除了與地方、與居民對話，每個人也都在對話中更認識自己。我們必須思考田調與自身的關係，必須釐清這些對話對自己帶來的質變。

田調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儘管在二林田調的甘苦之歌已經結束，但對學員而言，田調的結束並非完結，而是不斷更認識自己旅程。

後續，學員將會把田野資料整理成文，再與大家分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