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共場所有人吸菸，旁邊一堆人吸到二手菸，警察來了，請問應該取締哪個人？」答案顯而易見是吸菸者。「不是，是抓吸二手菸的人！」天起農農場經理謝玉妃氣憤難平地以這個荒謬的比喻，凸顯當前國內有機農民最大的夢魘──農藥鄰田污染。
種植有機杭菊的謝玉妃剛剛放棄一塊經營了四年田區的有機驗證，因為產品乾燥杭菊在六月份被衛生局抽檢出農藥陶斯松與愛殺松的微量殘留。
但她自認不曾使用任何化學農藥與肥料，並按有機規範設置隔離帶與圍籬，平常更與周邊慣行農民敦親睦鄰，盡其所能防範農藥的鄰田污染。採收前、採收後、烘乾後自主送驗三次，結果均為無農藥殘留（N.D.），但這些努力都比不過政府單位一紙檢驗報告。
謝玉妃已經找到污染來自鄰近農友，此農友也提出切結，證明他確實有使用這兩種農藥。但謝玉妃求告無門，只得忍痛退出有機驗證，產品被下架，甚至被衛生局以「對人體健康有害」為由要求銷燬。
有機農友遭受鄰田污染的事件層出不窮，農藥「零檢出」的緊箍咒更逼得農友戰戰兢兢、幾乎窒息。
農友：「一被驗出就被判死刑，誰還敢做有機？」
有十多年稽核經驗的慈心有機驗證稽核員魏忠誠表示，有機農友一旦被驗出農藥，鄰田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而這類案例就算被驗出，殘留值也非常低。
謝玉妃指出，農藥飄散距離可達2公里，屏東有案例即使在連棟溫室內栽培的有機作物都遭受污染。「除非你躲到深山裡去種。」她目前正在尋找適合有機的新田區，發現超級難找，附近只要有慣行果園或檳榔園一律排除，「有機田難找，有機規範又處罰受害農民，這樣有機的面積怎麼可能增加？」她質問。
杭菊是以乾燥花朵形式販售，若遭受污染，當鮮花經過乾燥濃縮，農藥殘留被驗出的風險性更高。但國內農藥殘留容許量並未對此類作物仔細區分乾品與鮮品的標準，且在有機規範中一律是零檢出。
以玫瑰花瓣為主力產品的屏東大花有機農場負責人楊添得，也曾有類似遭遇。三個月後有關單位複驗才還他清白，但已經造成巨大損失與經營危機，一時間原本合作的有機通路都直接下架。他直言，「一被驗出就被判了死刑，誰還敢做有機？」
楊添得曾獲神農獎殊榮，強調有機需由專業農民來做，「我連有機可用的防治資材蘇力菌、枯草桿菌都不噴灑，也不施有機肥，」作法是比有機更高難度的管理模式。他認為有機的精神在於照顧土地、永續經營，而不是作為精品賣給有錢人。如果老是把「零檢出」當做最高指導原則，「通通去蓋植物工廠就好了。」
楊添得譬喻，具備有機理念的農友就是希望帶動更多人來做，若為了怕污染跑到四下無人的地方，就失去意義。就像和尚要度人，廟不會蓋在深山裡，而是蓋在人多的市區。
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吳東傑指出，目前國內有機的概念被窄化，被法規綁死，「只有商機，沒有生機」，而且太注重產量與技術面，生態永續與社會關懷等其他重要價值的討論都不夠。
台中市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巫建旺說，慣行農法也可以做到N.D.。「什麼才是真有機？要有心！重點是你的作法對土地有沒有正面的幫助？」
生產者如果只是把化肥換成有機肥、農藥換成有機防治資材，卻缺乏核心精神，如同「慣行化有機」。而消費者只在意標章或檢驗報告，卻不去了解生產過程，也只是盲目在吃有機。
納入友善耕作，讓有機更寬闊
要進入有機農業，在摸索栽培與銷售的過程原就艱辛，加上鄰田污染的壓力、所費不貲的驗證費用和繁複程序，讓許多農友裹足不前，甚至加入後又退出。國內有機種植面積2015年為6489.96公頃，只占耕地面積0.8%，且近五年來增長遲緩，明顯遇到瓶頸。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執行長蘇慕容指出，全球的有機面積也只佔可耕地的1%，癥結就是卡在有機驗證這個門檻。因此IFOAM（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在2014年提出「有機3.0」概念，認為有機發展從理念萌芽的1.0時期，到建立規範的2.0時期，如今應邁入更寬廣的3.0，設法協助更多友善耕作卻尚未符合有機驗證的農民往這方向發展。
目前國內民間團體與政府單位也正在思考如何將友善耕作納入法令，將參考IFOAM提倡的「參與式保障系統」（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簡稱PGS），在第三方驗證之外另闢出路，期望跳脫有機農業當前困境。
不過農民等不及政府法規修訂，必須先自謀生路。楊添得說，目前農場維持有機驗證，但他不再依賴從前的有機通路，還特地把產品上的有機標章通通拿掉，並調漲價格。「就是一種抗議！」事件過後他展開大反攻，勤跑賣場展售，「跳出框框，反而海闊天空，」現在生意還比從前更好。
「有機農友都做到愁眉苦臉。有機應該是一個快樂的農法，卻變成痛苦農法。」聽聞政府有意修訂有機法令，楊添得希望，未來政府與專家學者在立法時，要以土地為出發點，傾聽農民的聲音，建立健全的有機產銷制度。不要匆促訂定，又製造新的問題。
（本文為財團法人建蓁環境教育基金會專案贊助 人事經費，但完全不干預新聞選題與採訪寫作，確保新聞獨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