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氣候危機，2050「碳中和」目標已是世界各國共識，台灣的能源轉型迫在眉睫，然而在商業思維以利益極大化為前提下，大舉向農漁村獵地，光電入侵山林農地，風電與漁民爭海，除了影響鄉村權益，抗爭不斷也讓綠能走得跌跌撞撞。到底什麼樣的綠能，才能達到能源轉型與地方發展雙贏？
由公眾參與的分散式能源——公民電廠，正是一條理想的道路，也是先進國家的主流作法。同樣地狹人稠的日韓，都選擇大力推動公民電廠以求兼顧再生能源發展與社會共好。而能源轉型前段班的德國，更有將近一半的再生能源供應，都是來自公民發電。
然而在台灣，走在公民電廠這條路上的人卻是坎坷而寂寞。《上下游》特別製作專題，調查公民電廠面臨的種種困難，包含規模太小、融資不易、合法屋頂難尋、政策獨厚商業電廠⋯⋯等等，各種法規和金融上的高牆，讓許多滿腔熱血推動公民發電理想的實踐者在困境中苦戰，公民電廠的規模也始終難成氣候。
政府該做什麼才能讓幫助公民電廠遍地開花？日韓與德國經驗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專家建議的出路又是什麼？我們期待透過專題七篇文章，指出明確的問題與解答的方向。
發電應是人民可以共同成就的好事，而非只是一門生意。政府必須主動解開公民電廠面臨的困局，大眾更需要一起來關心，才可能把台灣推上能源轉型的正軌。
國內公民電廠三大類型
公民電廠（Community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的定義為何？
簡單來說，就是由人民自己來發展的再生能源事業，不論是提供屋頂、合建電廠或共同集資，都由社區／社群自主來營運，獲益分配也是透過民主、在地的參與。
國內現有廣義的公民電廠（註）可分為三種類型：
- 第一類是社區型的公民電廠，有嘉義大林明華社區、彰化台西村、台東達魯瑪克部落。它們藉由在地扎根的經營，以地緣關係為網絡來發展再生能源事業。
- 第二類是以公民團體為營運主體者，例如由長年倡議反核減碳的主婦聯盟成立的「綠主張綠電合作社」、由淡水社區大學及地方社團組成的「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以及由蘆荻社區大學師生組成、重視能源公民教育的「庶民發電合作社」。
- 第三類是以網路群募形式，由大眾認購光電板，由募資平台負責媒合屋頂擁有者及小額投資人、並營運發電的「全民電廠」，這一類以「陽光伏特家」為代表。
本專題訪問了以上三類公民電廠的推動者，同時也採訪公民發電的始祖「一人一千瓦」的轉型過程，探討台灣公民電廠在公益理想背後的商業現實。並借鏡日本、韓國與德國的正面經驗，了解主政者應如何以國家力量打造公民電廠的支持體系。
政府明知公民參與是關鍵，卻只急著衝量
在德國，想蓋公民電廠有政府作保，只要填個表格，銀行立刻核貸。歐盟甚至特別立法，保障公民電廠。鄰近的日本、韓國也是由政府帶頭，為公民發電排除萬難。然而我國政府不但未能排除公民發電在法規和融資上的障礙，連公有屋頂都任由商業電廠統包，獎勵補助也是看得到吃不到。難道台灣的政府高層不知道，公民參與發電事業是能源轉型成敗的關鍵嗎？
行政院能源辦副執行長、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林子倫，早年在研究外國能源轉型經驗即預見：大規模商業化的綠能開發將導向社會與環境衝突，倡議政府應當重視綠能開發的社會溝通，並廣設公民電廠。
但在2025年實現非核家園的前提下，台灣政府被迫在極短時間內同時進行廢核、減碳、能源轉型，只好以商業電廠為首，衝刺發電量能為先。如此一來卻使得公民電廠如同孤兒，「能源民主」的理念僅能聊備一格。
台灣的能源轉型主要師法德國，然德國政府制定的「綠能規劃階段即納入居民參與」、「綠能利益由居民共享」等原則，卻被台灣政府忽視。專家指出，唯有政府下定決心翻轉配置，為公民電廠打通所有窒礙關節，才能挽回社會對再生能源的支持。
能源轉型大工程，「地基」就是公民電廠
能源轉型是重大的社會工程，必須把地基打好才可能轉型成功，若是放棄建設公民電廠這個「地基」，短視倉促蓋出來的大樓，可能只是海市蜃樓。在不當的綠能政策下，犧牲的森林、海洋、人權，後座力總有一天會浮現。
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將公民電廠視為重要的政策目標，致力於讓人民和綠能共榮，排除障礙、創造誘因，讓更多社區加入自主發電的行列。一旦公民電廠遍地開花，每個公民都意識到自己可以發電、且發電並非難事，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才能豁然開朗，水到渠成。
註：「公民電廠」定義見諸官方文字，是在2017年經濟部的《能源轉型白皮書》：「係以公民為主體，自主性設立相關組織，透過集體出資、付出勞力、物資或資源等方式，取得一定所有權或股權，並參與電廠之營運。」
目前民間實踐公民發電而衍伸出多種樣態，參照台大風險中心出版的《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其定義的「公民電廠」，第一種較寬鬆：「只要是由公民提供屋頂或是參與募資就算是公民電廠」；而另一種較為嚴格：「必須是以公民為主，其內部營運方式、收益分配也必須經由民主、在地的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