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公民發電始祖「一人一千瓦」：台灣能源轉型只學半套

歐洲的公民參與發電事業，通常由小規模光電開始，尤其以社區屋頂在地居民有更多機會參與成為發展主力。追溯國內公民發電的初始，是2014年韋仁正與一群倡議者成立「一人一千瓦」社會企業，開啟公民參與、能源自主的濫觴。

然因一場颱風毀損電廠、銀行不肯核貸，一人一千瓦陷入低潮，如今重組另一家綠電公司「微電能源」，逐漸淡化公民電廠色彩。這個點燃台灣公民發電運動的社會企業，從理想受挫到轉型商業模式，過程中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又反映出哪些問題？

德國綠能精神是打破壟斷，台灣卻是形成壟斷

一人一千瓦創辦人韋仁正認為，綠能是弱勢能源，必須等待趨勢形成，才有可能成為氣候，否則難以面對舊有結構的蠶食鯨吞。對他而言，「一人一千瓦」受挫背後的最重要價值，便是指出了政策配套不足的問題。

他一針見血道，「經濟部技術官僚思維中完全不支持再生能源，它可以達成你要的KPI（衝發電量），但是官員的做法就是全部交給市場，而市場規則下，銀行團當然傾向商業化的模式。」

韋仁正在德國留學長住時就已開始推動能源教育，在他看來，台灣能源轉型雖然師法德國，然而實際上卻只有學了半套，FIT（躉購制度）真正的精髓是打破大型電力公司壟斷，開放公民參與能源事業，台灣卻是形成另外一種商業壟斷。

「德國20年的《再生能源法》走完，他們60幾%太陽能電廠都作在家戶，20幾%在公家、工廠屋頂，只有10幾%在大面積地面型。然而台灣恰好相反，《再生能源法》走一半，結果是大面積地面型佔去大半。」韋仁正說。

韋仁正指出，台灣光電發展走回既有土地開發模式，「能夠遊說政府的人，通常也是能大量持有土地的人，有能力不怕耗時走變更，只是開發標的物從農地工廠變成綠能光電板，結果就是農地遭殃。」他冷冷評道，「綠能推到最後變成農業殺手，民意反撲才讓政府重新思考。」

銀行願意貸款給你買手機，卻不貸給你蓋光電屋頂

韋仁正認為，銀行貸款困難是公民電廠發展的最大阻礙，「就銀行端而言，大企業開發一個大案場，就可以抵得過二、三十個家戶屋頂。銀行看不上一人一千瓦的小屋頂。」政策下的專案融資，並沒有支持專門開發屋頂型光電的社會企業，反而只有大企業專享，導致公民發電事業不斷受挫。

「願意為公民電廠出力的人，卻必須面臨資金壓力。」惡性的循環下，大規模的屋頂案場被企業吃下，一人一千瓦專做小屋頂。從營運角度而言，大的案場至少得7-8年才能回收，小案場回收時間更久，若無法獲得金融體系支持，資金鏈卡住，難以形成規模效益，資金壓力反壓垮營運團隊。

「銀行寧可貸款給你刷卡買手機、買車，卻不願貸款給公民蓋太陽能屋頂。」韋仁正感嘆，在同樣FIT下，商業電廠得到銀行融資四處掠地，公民電廠卻無人支持，舉步維艱。對此，前一人一千瓦財務長、後來與韋仁正另創「微電」的王愍迪指出關鍵。

維運成本高，財務壓垮颱風受災的「一人一千瓦」

擁有電機專業同時具財務金融背景的王愍迪指出，不論是合作社或公司、公民電廠通常難以避免財務上的先天困境，「電廠最小規模必須在3-4MW以上，否則發電獲利很難支撐整體維運成本。」

尤其公民電廠經常面對屋頂分散、面積小，難以負擔自有維修團隊，雖然可以找外包商配合，但是服務商也得考量現實，以大案場優先，導致小電廠發電效益不彰，維運成本居高不下。

「小型的太陽能電廠或大型電廠，其投資模型都差不多。以10KW、20坪左右規模試算，建置成本也要五、六十萬。如果每年發電收入五萬塊，每年編5%維修費2500元，超過這個數字，就是透支營運成本。」王愍迪解釋一個電廠的成本結構，「還必須扣除房東租金、保險費（千分之五投資額）、貸款本息，之後才是投資人可以拿的錢。」

「真正壓垮一人一千瓦財務的，是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王愍迪回憶，那年在17級風摧殘下，分散各地的案場損壞四、五個。「壞掉的時候編不出預算，發電降到50％，只能找銀行談貸款，銀行發現一人一千瓦發電效率比能源局公告低很多，認定為營運不善、還款能力低，遲遲不敢核貸。」

在德國想蓋電廠只要填個表格，在台灣卻要抵押房屋

王愍迪感嘆，「如果當時沒有碰到颱風，或貸款能夠撥下來，其實一人一千瓦是可以度過難關的。」然而當時銀行要求提供連帶保證人抵押房屋，於是財務壓力又回到股東，成為壓垮股東互信與支持的最後一根稻草。

「德國模式是銀行有信託部門，負責信託公民電廠每一年的發電收入，扣掉成本，獲利還給民眾。公民想蓋電廠可以跟銀行合作，融資70％有國家保證，銀行不需要自行承擔投資風險，除了提供貸款也參與建廠投資，更具備跟維運廠商議價的能力。」

王愍迪形容，德國公民想蓋電廠，「只需要走進去銀行，填寫一個表格，銀行跟政府的支持體系就會進來幫助你。」然而，在台灣公民要參與發電，必須借錢、抵押房子才能蓋屋頂太陽能板，完全是天差地別。

經營電廠必須面對財務現實，精準執行

之後，一人一千瓦走過低潮，案場重組為三個福克斯能源公司（音同Volks，係德語公眾之意），成為微電能源公司的前身。隨後，微電能源找來新的股東，順利取得資金，透過遠端監控與維運技術的優勢，陸續收購案場，現在發電規模已提升到85MW。

王愍迪認為，「並不是社會企業或合作社模式做不起來，經營電廠就是需要面對財務現實，關鍵仍在於如何精準執行。」在合作社制度下講求民主參與、累積共識，但是「有許多問題，如果站在公司角度，根本不需要討論。」言下之意，公民電廠雖然帶來社會溝通的溢出效益，但是無形的溝通成本也成為發展的包袱。

同一套躉購制度下，德國公民發電蓬勃發展，台灣的公民電廠至今仍困難重重。「不能完全怪罪制度，德國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但德國人很務實，在現行制度下找到可行之道。」走過公民電廠運動，轉向商業電廠模式的王愍迪說。

王愍迪指出，台灣太陽能業發展現況是「許多人想蓋太陽能電廠，蓋完之後馬上賣掉獲利了結，願意長期持有的人，通常是外資或者壽險業。」他認為，「願意長期持有、能夠維護電廠在最佳狀態的營運商，才能回收獲利，因此最終仍回到資本密集的產業模式。韋仁正也指出，「德國的經驗，上千家的電廠合作社，也曾經歷一波重組整合為幾個大型的電廠聯盟。」這似乎預示著再生能源最終也難以避免朝向規模化發展，以保持優勢。

反思：大規模電廠仍須回歸在地公益

王愍迪透過開發物聯網技術與大數據，遠端觀測並診斷電廠的專業技術，成為微電能源公司持續擴展的核心優勢。目前微電能源的發電規模達到85MW，而進行中的還有160MW，不過他也非常謹慎看待太陽能電廠與社區、在地性的關係。

他提出一個頗富哲理的概念，「太陽能本身就是跟社會、土地息息相關的產業，光電廠可以發電賺錢，但是如果設廠過程跟地方社群對立、或跟社區隔離，自然會帶來很大的阻力。」他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太陽能電廠仍須跟在地社群共生，而不是撕裂地方。」

在達成規模化的基礎後，王愍迪也準備讓「微電」重新串接回到「一人一千瓦」原先的公益理想，讓微電也成為一個平台，能夠讓在地社區、協會團體共享平台的技術力與規模優勢，設計出各種在地條件的方案，讓政府補貼的綠能，能夠回饋到地方發展。

韋仁正、王愍迪以及一人一千瓦的經驗，是推動能源轉型多年的重要反思，也是對政府急衝量能、忽略社會參與過程的一記重大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