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吉魯：麵包樹的好滋味

文圖 / 彭昱融

有些植/食物，交纏了太多情感，意外在異鄉巧遇，竟像在人群裡碰上故鄉的兒時玩伴，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開口。

每到夏天結上黃澄澄果實、媽媽拿來和小魚乾一起煨煮成湯的麵包樹 （Bread Fruit Tree），對我和不少從島嶼東邊來的人來說，大概就象徵著故鄉；碰到相熟的朋友喃喃念出源自阿美族 （Pangcah）母語的俗稱「巴吉魯」（Pacilo）時，彷彿招喚一般，喚醒了腦海中整個孩提時代漫長暑假裡的鹹甜滋味，還有暑假後返校日校園裡怎麼掃也掃不完的一地落葉。

桑科波羅蜜屬的黃色聚合果。麵包果產期接近尾聲，夏天也就跟著結束了

但等我長大了些，就像許多事情，食物再也不只是食物了。站在樹下望著巴吉魯高大怒長的樹冠，糾結腦海卻已遠遠不只是味覺與回憶。

也許是在花蓮吉安老家的院子、大漢溪上游河岸邊撒烏瓦知（Sa’owac）部落遭強制拆除後的空地、或是菲律賓長灘島遠離飯店海岸四處積水的窮苦村子，想起的總是巴吉魯樹根般糾結蔓延的族群遷移史、迫害與迫遷、開發與破壞、不斷重複出現的相同困境，與文化間的交融學習。

分布靠近花蓮北邊的南勢阿美群稱呼麵包樹為阿巴魯 (Apalo)，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進入部落的食物、語言、人名地名與文化之中；而我總是好奇，巴吉魯是從什麼時候進到我家身為漢民族的生活之中呢？似乎經過整整三代，巴吉魯才從充滿獵奇式（exotic）的好奇觀看物，逐漸進入我家日常菜單之中。

我的家族和多數花蓮漢人一樣，多半在日據時代前後，告別西部父老，背著重新開始的夢想「二次移民」來到東部，儘管，等著他們的多半是更苦的磨難。

身為花蓮開基祖的阿貢（我習慣用客家話稱祖父為 A-Kon）來自新竹北埔客家庄，1931年，告別了身兼佃農與腦丁的父母，支身落腳在日據時代吉野庄清水、宮前一帶（約為今天的福興、慶豐村），這一年，他十五歲。我猜，年少的他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北邊極清澈的七腳川溪水兩岸沃野，長著這麼多高大、葉闊、流著白色黏液的樹。想家的時候，他惦記起的或許仍是油桐、泡桐與樟樹。

高大的麵包樹據說可以長到30公尺

當時祖父腳下所踏這片土地，儘管住著來自日本的移民家庭，冠上了殖民母國故鄉的名字「吉野」在清貧中聊解思鄉之情，但四處聳立的麵包樹卻沒忘記，二十年前這裡仍是另一個民族種滿旱稻的沃土，因著1908年抗日暴動後一場血腥鎮壓，強悍的阿美族七腳川社在兩個年齡階層（slal）數百人遭屠殺後，屋舍在砲擊下全毀，強迫南遷，從此四散在縱谷南方的光榮、壽豐、溪口、光復甚至台東鹿野，眼淚與哭喊全消失在冷冽的東北季風之中。

隨後，挾著暴力而來的「文明」，敲鑼打鼓地在這裡建立了第一座官營移民村，迎來第一批來自日本四國德島縣，繳了高額保証金，為了逃離年年氾濫的吉野川，苦不堪言的家庭。和爺爺一樣，他們心底暗暗惦著重新開始的夢。

成熟的巴吉魯葉子會成羽狀分裂，或許有利陽光穿透照射，也便於滴水和避風。
雌雄同株，但演化出雄花先開，雌花後開，避免自體受精。

從小被賣為童養媳的阿婆（ A-Po，祖母），則從桃園龍潭的客家庄，輾轉來到了日據時代北隘勇線山腳的茄苳腳一帶（已被徵收在今天的空軍佳山基地內），多年後懊悔的母親遣了弟弟拔涉來東部找到姊姊並將她贖回，但姊姊已決心嫁給那個常來村子裡牧牛的「牛販仔」，笑起來憨直、皮膚黝黑、肩膀開闊，帶著典型方下顎骨的客家郎上過幾年學，能讀能寫一手好字。

婚後，也許是從北邊山腳下的阿美族人身上學來，阿婆就在吉野家裡曬穀場邊，親手種了一棵巴吉魯，年年夏天都給八個嗷嗷待哺的小毛頭們增添熱量。沒成熟的雄蕊曬乾後，燒來也成為燻走蚊蟲的天然蚊香。

削好的巴即魯，還是很黏，淺黃色是果肉，依照深淺可以判斷是否過熟，過熟煮起來會較甜。
橘紅色果肉內則有咬開吃起來像花生的種子，約有數十顆，也可以另外乾炒。

南方一百公里，跟著守寡母親改嫁到花蓮玉里長大的阿嬷（我習慣用閩南語稱外婆為 A-Ma），印象裡從沒有把巴吉魯加入菜單的習慣。一直到了我的媽媽嫁進北邊客家庄，才開始學著得把巴吉魯果子冷凍、戴上棉布手套用香蕉刀削皮，才不會滿手黏液。嫁到台北的二阿姨，這幾年還時常拜託媽媽低溫宅配五百一千塊削好的巴吉魯，解饞兼思鄉。

而我，一直覺得巴吉魯是種溫暖的植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