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同性戀圈子裡，有著T、婆之分，T者打扮較中性、陽剛，婆者較陰柔，不過這只是從外表來看，但是位在宜蘭「土拉客」實驗農家園的吳紹文和蔡晏霖，一開始先在大庭廣眾下「撲倒」對方的，可是穿著較女人味的蔡晏霖。愛，不但使她坦然出櫃，也讓她生活的更自在、更理想。
愛的坦然 拉住的手放不開
其實，蔡晏霖初次看到吳紹文時，「只覺得他一臉衰樣、烏雲罩頂。」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新竹的交通大學，2011年10月美國「社區支持農業」重要推手伊利莎白韓德森（Elizabeth Henderson）來台分享，當時蔡晏霖是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席間擔任伊莉莎白翻譯官，吳紹文則以《上下游》公民記者身分參與會議，會末吳紹文舉手提問：「社群協力支持農業是否有同志社群的可能性？」立馬在蔡晏霖心中貼上「同志」、「怎麼有人看起來這麼衰」的問號。
「誰叫他當時看起來一臉陰沈。」蔡晏霖笑說。後來才知道彼時吳紹文在南部協助八八風災災後重建的工作，還處於一段惡劣的感情關係，「當然無精打采啊！」
沒想到過了10個月，兩人再度相遇，由於初次見面時，吳紹文對蔡晏霖便頗有好感，當吳在報名表單看到蔡也參與非常開心，營隊過程不斷主動接近她。兩人朝夕相處13天，當那一晚大會舞結束，主持人請參與學員擁抱身邊夥伴，沒想到蔡晏霖一把抱住吳紹文許久，眾人放手仍沒放開，讓吳害羞不已，「其實我當時只是想告訴他：『回去我會想念你』。」蔡晏霖說。
吳紹文當晚回到宿舍便傳簡訊告白，蔡晏霖允諾，兩人便決定在一起，「其實過去的我一直和男性交往，但在異性戀關係裡我總是卡住，尤其是性別分工這件事，像男方家長來訪，總會傳授我男友愛吃的家常菜，我當然可以體會父母的愛心，但那種被不假思索的定位與分工，不是我想要的。」
同志伴侶務農 實踐家庭平權
「和紹文交往後，我很自在，家務勞動乃至於務農的分工都必須攤開來共同討論，不能因為親密關係而打迷糊仗。其實這不僅是我們會面臨的問題，事實上台灣大部份的家庭都是隱而不談，而我們是一群女人共組家庭，希望有意識地藉此反思傳統男女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討論和實踐因此更有彈性。」
幸運的是，兩人的同志身分並沒有受到父母反對，吳紹文的母親僅要求吳不准代表團體或在媒體上談論同志議題，而蔡晏霖的出櫃則是全然被父、母親所接受，「只是偶爾外婆會碎念，還會說怎麼不找帥一點、做公務員的。」
吳紹文後來在2014年搬到宜蘭和蔡晏霖同住，同時將創辦「土拉客」的2位同志友人也一起拉到宜蘭，組成共耕、共食、共居的實驗性家庭農場，一邊務農、一邊實踐多元家庭追求的平等、自由理想，如今初期參與組織的夥伴楊淑華和陳怡如紛紛返鄉和奶奶、同志伴侶務農，朝理想邁進。
蔡晏霖在加入土拉客一起務農前，曾經做過幫農。她2009年回宜蘭定居便投入大宅院友善耕作市集，一度還當上主委，當時家裡也有2分地委由市集認識的女農幫忙代耕，時不時便會到田裡幫忙，她笑說，「剛開始接觸種稻時，還曾一度把一盤盤的秧苗當成是地景藝術，非常好笑。」
初期土拉客只種8分地的水稻，收入並不足以支撐一個4人家庭，蔡晏霖教職的薪水便成了穩定家庭財務的要角，後來水稻種植面積擴增到1甲半，同時還有菜園和豆田，由吳紹文和土拉客成員楊淑華全職務農，陳怡如與蔡晏霖則半文半農。三年來除每週往返新竹和宜蘭兩地，晏霖還與合夥人吳亭樺共同維持半公益性質的獨立空間松園小屋，讓各種非主流議題在宜蘭有發聲機會。
轉至家庭內，家庭事務的所有工作也必須攤開來一一分工，他們甚至還一度訂定一週一天的共同工作日，在那天4人須一起家務勞動，這是土拉客實踐家庭平權的方法。蔡晏霖說，傳統農村家庭的家務勞動與加工等比較瑣碎的農事多由女性承擔，它們往往不被視為正式工作與收入，造成經濟與象徵意義上的雙重暴力，也間接促成女人出走或拒絕嫁入農村、返鄉農青找不到伴侶等現象。
蔡晏霖：農民成主體 農村才會活化
從農夫市集經營者轉為實際務農者後，蔡晏霖深刻體會到，「農業與農村凋零的問題唯有農民自己成為獨力改變的主體，才能讓整個三農困境有重建、再生的可能。」
「台灣農村就好像是慣行田裡的土壤一樣，先是被過量榨取養分後又施以外來肥份，種種補助就像單一大量的化肥，目的只求作物速效生長，卻無助於土壤中微生物與整體生態的多元與活力。一旦外部資源停止投入，改變就跟著停擺，農村體質依然貧弱衰敗。」
這些年來宜蘭這裡聚集了許多自願改變的小農，無論是合力行銷農產，或是有老農開始和青農互動，傳承農耕技術，蔡晏霖深深認為，這些自主的改變才能讓農村與農業活化起來。
參選立委撞擊生活 互相承擔照顧
撇除務農外，去年8月吳紹文和蔡晏霖兩人的生活裡還撞進了「政治事務」。當時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徵召吳紹文競選宜蘭縣區域立委，幾經思考討論後，吳紹文決定參選，「我看著參選的仲介大搖大擺吆喝千人上街反對農舍修法，還將近年新農進來宜蘭耕田，誣陷成『新農搶地』，此時若再沒有人站出來參選、反制，堅守農地農用價值的聲音就會在大選被埋沒。」
面對吳紹文的參選，蔡晏霖始終支持，只是競選工作的快速超展開，也把土拉客農家的物理與社會空間全部打開，「選舉前兩個月，還沒競選總部可用時，家裡每天人來人往，在此吃住，也沒人有力氣分擔維持的工作。」
再加上紹文答應母親不可公開談論同志身分，因此這次參選不像其他綠社盟夥伴是出櫃參選。為了避免同志身份被攻擊，身為吳紹文的伴侶，蔡晏霖名義上既不是擬定大方向的無給職顧問，也不是負責執行的有給職競選團隊，更不能是檯面上的「候選人配偶」，實際上卻得扛下顧問與競選團隊無法分擔的事務。加上競選過程太忙太快，兩人始終無法好好攤開討論，晏霖因此生氣了，當時的紹文卻無法體諒。
兩人的爭執直到選舉後半段才逐漸緩解。有趣的是，蔡晏霖雖會抱怨默默承擔許多競選事務，但像吳紹文有時跑競選行程累到回家倒頭就睡，「沒想到醒來一看，原本只寫了100字的鹹粥車日記竟擴增到1000字，頓時覺得好貼心，她就是這樣一直保護著我，和她在一起，我覺得很安全。」
蔡晏霖則直白的說，「我是個學者，喜歡理論性思考，和紹文在一起，她衝組的個性補足我的行動力，讓我們能在生活中，實踐對自由與平等的追求。因為有他，讓我活得更像理想中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