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醫師負責田間各類病蟲害診斷，選取最適當的用藥交予農民」，關於上述想法，早在十年前就有學者提出建議，但《植物醫師法》的推動至今依然遙遙無期，除了受到部分農民、農藥販賣業者的反彈，日前更被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要求「正名」，植物醫師應稱作「植物治療師」。在種種風波背後，到底台灣需不需要這群植物醫師？實際面又該如何操作執行？且聽植病權威曾德賜說分明。
全球氣候變遷加劇，農藥角色舉足輕重
植物醫師的概念提出已久，但其必要性何在？中興大學植病系榮譽特聘教授曾德賜指出，這都得先回歸到農藥的使用上。因作物的病害大可滅國，如十九世紀愛爾蘭的大饑荒，就與馬鈴薯晚疫病的爆發有直接關聯，這種病害造成當時上百萬人餓死、病死，嚴重的飢荒更大幅減損該國的勞動人口。此外，蟲害的侵襲也不可小覷，像歐陸大量蝗蟲過境也一度對糧食安全產生威脅。
因此，農藥的使用算是一種抵抗的必然，如二戰後農藥的大量使用，提高了作物的生產效率，餵飽了整個世代，其他如殺蟲劑等的應用，更抑制了蟲媒傳染病的傳播。尤其在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情況下，帶來益加劇烈的病、蟲害，農藥的使用更顯得舉足輕重。
台灣農藥「單位面積用量」全球冠軍，市面充斥三成偽農藥
「在此前提之下，位於亞熱帶的台灣成為農藥單位面積用量最高的國家」，曾德賜指出，依照防檢局所統計的台灣農藥銷售量與銷售額，對比農糧署提供的耕作農地面積做計算，台灣每年有90億元的農藥在市面上流通，每公頃農藥用量達到17公斤。
再與印度研究相比，台灣不僅勝過全球單位用量平均的0.5公斤、美國的2.25、歐洲的2.5、韓國的6.6、甚至是日本的11公斤，成為另類的「世界冠軍」。
頻繁且大量的用藥外，偽藥劣藥的氾濫也成為問題之一，防檢局就曾指出，市面上至少充斥三成的偽農藥。
曾也表示，儘管農藥用藥五花八門，但大部分小宗作物卻無適當登記用藥可使用，販售又多打「價格戰」，連帶造成田間用藥的失當，某些地下工廠製作的偽劣藥也因此流入市面，為農民使用。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低風險藥劑變得不為人知，更缺乏政策性引導。
新聞背後：過去防檢局資料顯示，台灣農藥用量單位面積為11─13公斤，是以「79萬耕地面積」做為計算基礎，而農委會於2017年9月公布最新農地盤點，實際農糧生產面積僅有「52萬公頃」，以此除上9千噸農藥流通量，每公頃單位用量面積則為17公斤。
過量用藥加上集約種植，導致惡性循環
然而，過量用藥加上集約耕種究竟會帶來什麼根本性問題？曾德賜解釋，這破壞了原本的生物生命週期，使得土壤中的腐生菌尚未來得及發揮作用，產生有益作物的益生菌，新植株的植入就會使得原有的病原菌有新宿主可以感染，加快加重病害的發生。造成一連串的植株衰弱、抗藥性病原產生、生物相貧貧瘠、土壤酸化等問題，對生態環境的負荷增加，倚靠大量農藥的循環更無異是飲鴆止渴。
食安危機、用藥迷思、過度恐慌三者並存
除用藥問題外，近來戴奧辛蛋、芬普尼蛋等食安風波更是不斷爆發，其中又顯示什麼問題？對此，曾德賜指出，官方資料都顯示，近五年來各種用藥殘留的抽驗數量，每年都超過五十萬件，合格率在「99％」以上，但無論實際取樣的代表性和抽驗的方式都會影響到結果，更不用說整體的產品殘留檢測，在食安風險的預防上，僅是「權宜之計」了。
此外，由食安危機引發的「有機迷思」，以及對農藥的歇斯底里，曾同樣表示應該回歸正確認知。像是有機栽培的作物雖沒了農藥的威脅，但卻隱含生菌超標的風險，同樣對人體有害；同是農藥，也有分低風險藥劑，且超標不等於中毒，這些觀念都應該藉由教育宣導給民眾了解，讓產官學界一起面對農藥的正確使用。
解決用藥困境，植物醫師從源頭控管
一一點明台灣面臨的用藥問題後，曾德賜也強調，上述困境其實都可靠著植物醫師來解決，植醫作為源頭的把關者，需不需要用藥？何時用藥？用什麼藥？都按照病、蟲、蟎、草、作物種原特性等面向來思考，還需結合物理、化學非生物性病因診斷鑑定技術和農藥藥理的了解來做判斷，每一項都是專業。
就生產面來看，曾德賜表示，作物栽培須從環境管理開始做起，水分控管、輪作栽培和肥力的選擇，皆是生產的基礎，也是植醫的工作項目之一。此外，品種的挑選和微生物製劑的配合，也都考驗著植物醫師的功力，除非萬不得已要使用化學農藥，也得按照其作用機制來施用。
植醫若無搭配「用藥處方箋」形同跛腳
舉例來說，病菌孢子發芽穿入植物體內前，可使用保護劑，菌絲蔓延後則使用治療劑，若出疹甚至產生孢子，為避免感染其他植株，這時就該使用除滅劑；而這些都是植物保護的知識，更是一門專業。曾也表示，在台灣病蟲害嚴重的情況下，用藥要專業化，就應該將植醫的專業證照制度建立起來，同時更應推動「用藥處方」。
曾則是解釋，植醫需要「對症下藥」，強調用藥的精確性與合理性，還得避免抗藥性問題產生，以「處方箋」作為派藥拿藥的基準，自然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用藥。何況大部分農民的用藥都是倚賴藥店推薦，是否受利益影響而推薦多餘藥劑，都應該避免。此外，曾也再三強調，若未來植醫的推行未能配合處方箋，「那制度絕對會跛腳」。
目前制度缺漏導致用藥風險，應儘速建立完整證照制度
「台灣的制度有很大的缺漏」，曾指出，像台灣並沒有植物保護的相關證照，該項專業反而是由園藝證照所囊括，也就是園藝師需兼作植物保護。像先前他曾負責面試美術館的園藝師，但多數人對於植物用藥卻了解甚少，若不慎噴灑了對人體有害的的農藥，誰該承擔這樣的責任呢？
為此，曾表示台灣可參考歐美、日本等國制度，如美國農業重鎮加州，已有四千名植物保護師，分別在各地開設植物診所或與政府簽約合作，另外也受僱於私人農場，提供植物診療服務並收取費用，是相當靈活的存在。至於植醫占農戶比則為4.9%左右，若以此基礎計算，推估台灣需要植醫在三千至五千人上下。
最終，曾德賜也總結，若能將植醫證照和用藥處方箋建立起來，配合四到五年大學植物醫學知識和專業技術的養成，加上一年百件以上的實際田間診療，在證照考取後，植物醫師就可肩負起食安最重要的「源頭管理」責任，可推動精確用藥，確保作物生產安全，更讓民眾「吃得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