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高產量的農業「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打著解救飢餓的旗幟來到非洲，但沒帶來盎然生機，這片古老的大陸依舊黑暗，南撒哈拉仍有超過二億人營養不良。
來自衣索比亞，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研究員的「非洲糧食主權聯盟」（AFSA）創辦人畢雷（Million Belay）表示，問題出在與綠色革命攸關的測量指標「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著重產量，不在乎如何生產、是誰生產。」
解飢的方法漠視小型生產者處境，像是只在有路燈照明的地方摸索，不往暗處摸去，永遠無法找到丟失的鑰匙。
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羅馬總部舉辦的第二屆「生態農業」（Agroecology）研討會期間，畢雷接受《上下游》記者專訪時表示，糧食安全雖然也涵蓋儲存、運送與流通等次指標，但還是沒有切中要害。必須以「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的概念替代，「納入環境、文化與人權面向，推動生態農業，才可能解決非洲的飢餓問題。」
加入「現代化行列」的非洲小農，飢餓問題無解
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農業全球化的風潮在1980、1990年代吹到非洲，「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與「非洲肥料農企夥伴」（AFAP）接續成立。在農化巨頭孟山都、先正達（Syngenta）與挪威化肥大廠亞拉（Yara）的遊說下，非洲多國政府順應大企業邏輯推動種子與肥料的管理政策，輔以貸款，鼓勵農民邁向「現代化」。
跟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非洲國家也相繼取消保護措施和農業補貼。現代科技加上自由貿易農業如虎添翼，但許多非洲農民沒有嘗到豐碩的果實，反而不敵低廉的進口農產品競爭，貧困的小農被擠出市場外。
加入「現代化」行列的農人越來越仰賴外部提供的化肥、農藥與種子，難以獨立自主，畢雷指出：「就像是被鎖進（lock-in）一套制度中，即使想逃，農民也難以脫身。」
加入綠色革命的農民，受制於大廠的肥料、農藥與種子
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後，以物物交換的方式推動「肥料換穀」，透過農業生產仰賴的商品來換取農民的稻穀，統制了糧食也掌控了零細的農民。非洲國家不採物物交換，也不是政府專賣制度，畢雷指出：「但跨國大企業的遊說力量非常強大，政策受到想要賣農藥、賣肥料與大數據的農化大廠控制。」這些大廠透過金錢攻勢，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根據「非洲糧食主權聯盟」2017年報告，在許多非洲土地上，肥料用越多，土地卻越貧瘠。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研究也指出，約28%的非洲農地肥沃度逐漸衰退中。外國的雄厚資本讓綠色革命在非洲以大農的樣態出現，也引發農地掠奪的爭論。
1970到1990年代，日本在巴西的密林州（Mato Grosso）投資大片土地種植大豆，以滿足日本需求。近年來，日本與巴西合資在東非莫三比克租用約1400萬公頃土地，希望複製巴西大量穀物出口的模式。儘管是「農地農用」，但莫三比克在地小農抗議，如果計畫成真，他們可能失去賴以維生的農地，農產增加也只是「虛胖」，食物送不到當地挨餓的人嘴裡。
贊比亞是非洲農業發展困境的縮影，雨量豐沛，但長久以來農業產出低落，政府冀望藉著綠色革命拉高產量。可是著重提振玉米生產的補助政策排擠了其他資源，農民棄守當地原有的蔬菜、豆類、根莖類農產，失去多樣的營養來源。在政策的誘因下，農夫也習慣大量施用化肥，平均每公頃施用30公斤，遠超過非洲的11公斤平均值，結果是贊比亞的地力下滑。
非洲糧食主權聯盟跨國串連，打造一致的聲音，農民講話更大聲
「我們不要盲目的發展，」畢雷表示。面對強大的外來勢力，以及容易貪腐、被收買的政府，非洲公民團體跨國串連在2009年成立了「非洲糧食主權聯盟」，把農夫、牧人和漁夫等小生產者團結在一起，「發出一致的聲音、拉高分貝，推動以生產者為中心的生態農業。」
「生態農業」以農人為中心，運用生態科學來研究、設計和管理永續農業與食物體系。這套由下而上的草根運動受到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多國政府重視，但畢雷也指出，「在非洲推動需要打造出民主的空間，」農民的聲音才可能被聽見，發動改革。
以「糧食主權」代替「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指標設立的目標之一就是解決全球的飢餓問題，尤其是貧窮的非洲。可是畢雷認為，這個指標已經偏離初衷，必須強調各國的「糧食主權」才能從當前問題叢生的食農體系脫身。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定義，「糧食安全」是指每個人無時無刻都要有實體、經濟與社會的管道取得足夠、安全且營養的糧食，迎合其飲食習慣及糧食偏好以維持有活力的健康生活。
「簡單來說，『糧食安全』指的是一種狀態，對權力的不對稱、食物如何生產、由誰生產的關注不足，也無法完全反映國際貿易的問題。」畢雷接著解釋，「相較之下，『糧食主權』是個權利的概念。」談及農業時，必須顧及健康、環保、文化與人權四大面向。
與綠色革命相互交織的美式速食文化讓一些非洲國家「未富先胖」，肥胖症成了新的流行疾病。畢雷說：「這暴露了糧食安全的缺陷，在評估當前的食農體系時，忽略了對環境、健康的衝擊。」
非洲糧食主權聯盟以健康、環保、文化與人權四大標準，分析各地的農業情況，目前已經累積了五十多個案例，挑出優良模式推廣生態農業，以小規模在地生產者為基礎促進農夫相互交流經驗。
不在乎糧食主權，自由貿易受制於人
日新月異的科技與新自由主義打造的國際貿易架構，農產品跨越國界貨暢其流。依照各地稟賦與各國比較利益推動農產品貿易，更符合經濟學主張的效益，強調在地生產的糧食自給率豈不過時？
畢雷首先釐清，「糧食安全雖納入糧食自給率，但侷限在國界之內。相較之下，糧食主權是更寬廣的概念。而且糧食自給率並不觸及農產品的品質和權利議題。」
儘管以糧食安全的觀念分析，過度倚賴進口、壓低糧食自給率也是充滿風險。「糧食安全的定義中提到了『無時無刻』，亦即不只是承平時期。」畢雷反問：「一旦有任何危機，原有的出口國拒絕供貨或是不再生產，仰賴進口的國家要怎麼辦？」主要糧食出口國通常也掌握了訂價的權力，足以影響經濟走勢，「換句話說，進口國是把糧食主權放在別人手中了。」
即使是同樣的農產品，在國外生產也更難掌控品質、生產過程，監控的成本拉高。
還有文化的代價，「仰賴農產品進口的國家，經常也就失去了食農文化。許多現代小孩以為牛奶就是來自超市，無法想像是產自乳牛。」畢雷認為，在這心態下，不只毀了文化，也更容易去破壞自然。在他的分析中，糧食主權並非閉關自守的保護主義，而是要挑明在目前的自由貿易結構下，弱勢一方經常沒有自由可言，落得任人宰割。
俗語說：「要抓住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套用在全球的食農體系中，「抓住一個國家的胃，就抓住了這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