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行政院宣布為地方創生元年，期望如同日本一樣，透過基層公務員也能翻轉地方，開啟鄉村地區的新契機，並且回應臺灣的鄉村問題、都市問題。但是不少人質疑，在一個以鄉鎮公所作為主要提案者的機制下，是否能夠避免現有已知的民主制度相關弊病？基層公務人員又能否突破地方的派系、政治酬庸的常態，以及臺灣地方鄉鎮公所的政治情境？若是在鄉鎮公所首長支持，地方創生政策又要怎麼貼合地方需求，突破少數菁英的困境？
今年度花蓮縣瑞穗鄉公所的案例，將社區營造與審議民主共同結合，作為他們地方創生的前期準備工作，期望突破公所困境，建立跟社區之間的夥伴關係。他們這一年的案例，值得我們省思。
「投打對決」中的地方創生
瑞穗鄉公所民政課課長鍾亞霖、民政課課員潘美琪，便是這一次案例的主角。他們明白，作為地方創生政策的元年，最首要的事情並不是立馬規劃提案，向中央提出地方創生政策。他們反而開始重新關注鄉鎮內的社區營造協會。潘美琪認為：「地方創生政策若意圖解決地方問題，那麼過去長達25年的社區總體營造，其所積累的社區能量與地方意識，會是地方創生的前哨戰……」。
這一番話其來有自。社區營造在1993年提出的當下，便有意地繞過鄉鎮公所，其積極的意義，是期望社造政策能避免在草創的階段，面臨到鄉鎮公所這個以民意為依託的「龐然大物」，使得各個社區協會淪為鄉鎮公所操作下的傀儡；其消極的意義，則是鄉鎮公所作為一個地方自治機關，坦白地說──即是中央機關拿它沒轍，因此乾脆期望民間的能量能夠彌補公務機關的延宕、程序等的問題，真正的貼合地方產生實踐作為。
經過25年的社造歷程，鄉鎮公所在社區總體營造中，成為了一個曖昧及尷尬的角色，許多時候一眾社區看見便視若無睹、自動繞道。長久下來，社區總體營造的實踐一旦面臨到鄉鎮內的公家機關與政策時，難免產生掣肘，或相關地方實踐工作並未能整體推動等的問題。
在地方創生政策提出之前，文化部在社造政策中，便積極地透過「行政社造化」期望回首解決鄉鎮公所與社區之間的問題。但不論公務機構的社造培力與行政社造化的推展效益，在地方創生元年的當下，國發會悍然地以鄉鎮公所作為提案者，某種程度上強迫公所與社區之間必須互動。
有些論者認為，在地方創生中社區與公所會處於如同「投打對決」般的情境，輪番站上打席與投手丘；於是鄉鎮公所與社區在系列的攻防戰中，看對方投出「長照」球、「閒置空間」球、「在地就業」球⋯⋯，另一方又要如何揮棒（偶爾也有「外援」入場）；居民們便且看雙方在這樣的對決中，是否真的能夠拋棄勝負，為彼此獻上一場重喚球迷熱情的比賽。
但是瑞穗鄉公所，他們並未選擇將彼此放在投手丘與打席上，他們尋找社區與公所在地方實踐上的另一種可能。
以審議民主結合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
今年四月，花蓮縣文化局的社區營造三期徵選報告中。鍾亞霖課長偕同潘美琪二人在台上報告。他們坦言：雖然文化部近年來倡議審議民主，期望協助公所機關避免陷入民主制度中的「多數決」與「寡頭政治」問題；但在地方創生元年的當下，他們更期望的事情是，藉由審議民主的方式，迫使鄉鎮公所必須得聽到社區的聲音，同時也讓社區拋棄原有的村落為疆界，以「鄉」或擴大至文化生活範圍，重新思考地方問題。
過去少有鄉鎮公所願意以審議民主的方式傾聽地方聲音，因為一旦民眾的聲音透過文字、會議等記錄下來時，他們便有必要解決民眾所提出的問題。多數的公務人員與機關不會給自己「找麻煩」。但是瑞穗鄉公所反其道而行，這令當時列席的委員與花蓮文化局都感到驚訝。
詢問著他們原因，潘美琪的回答值得令人省思：「如果地方創生政策面對的是地方不可迴避的問題，要公務員們坐在辦公室想著要提什麼樣的內容，一面擔憂失敗，一面又畏懼著民意代表或議員的質詢；那麼為何不讓民眾直接告訴我們如何做？……如果真的不幸地，最後的內容未達到我們所設想的。那也沒關係，我們與民眾一起承擔、一起討論，就算再失敗，又能失敗到哪裡？」。
獲得花蓮文化局的鼎力支持，瑞穗鄉公所在今年五月正式「開始」他們的「地方創生」。他們並未向國發會提案，反而是先邀請公所成員與社區協會、居民，一同來學習何為審議民主。他們期望用整整一年的時間，學習審議民主，蒐集聲音，並在其中創造鄉公所與社區間的伙伴關係；直到第二年，有了前期的夥伴關係與意見蒐集後，才正式地針對地方創生所面對的問題進行提案。
地方消滅問題不存在觀眾
計畫之初，課長帶著潘美琪，在一個月內開10數場的說明會，進入到社區協會、社團、樂齡中心、據點、文健站，以及農民組織等團體之中。再藉由2個月的時間開設審議民主課程，內容從審議民主的教學、地方創生的日本經驗、臺灣的地方創生政策、社區營造歷程；甚至邀請不同鄉鎮公所的承辦人一同來分享公務經驗。
最令大家感到「詭異」的課程，是一堂「戲劇課」。他們以社區劇場的操作模式，將社區居民們以角色扮演、肢體，如實境劇場般的方式，將地方議題透過演出的方式呈現，再藉由「觀劇之人」的感受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過程間不僅盤點鄉內的公有建物、高齡者需求、青年創業支援，更重要的是連結鄉內4個社區、1個部落願意加入夥伴組織，共同與鄉鎮公所推展不論是來年的地方創生政策，又或者是跨區域、組織的地方實踐。
潘美琪說，這些課程有一個很重要的結論，面臨地方創生背後的探討的「地方消滅」危機，他們並沒有在課程中談論彼此的身分能夠做什麼事情，應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而是純粹的將彼此視為居民，一同思考地方的問題：「只有拋棄我是理事長、我是公務員、我是課長的時候，大家才會發現，我們彼此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地方創生不能淪入鄉鎮公所與社區之間的「投打對決」──因為地方消滅問題不存在觀眾。
不過4個月的時間，他們二人可謂是抓住社區的心。在一場僅有行政意義上的期末訪視中，來自5個社區的協會理事長、總幹事，以及一般民眾紛紛出席支持他們二人。在其中，移居青年的發言尤為感人：他從外地搬到瑞穗，人生地不熟，但是這一系列的課程與工作坊，有人願意傾聽他的聲音，有人願意解決他的問題⋯⋯。
在地社造經歷二十年的社區總幹事，說的話更令人玩味，他說：「做社造這麼久，第一次與鄉公所們結合，才發現原來還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計畫結束時，鄉公所與社區並未真正的產出一個實質的地方政策建議或內容，僅僅只是創造彼此深厚的夥伴關係。但這樣的關係，便能夠成為他們來年地方創生政策的關鍵；他們不再區分彼此的責任，而是認清彼此所能及與不能及的職責，從中分工、面對問題。
地方創生的基層公務人員時代真的來臨了嗎？
從審議民主結合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案例，突破寡頭菁英，以及多數決的民主弊病，整合內部多元聲音，同時也迫使鄉公所必須回應民眾意見，在地方創生政策中避免一意孤行。這些過程固然值得我們眾人省思與學習，瑞穗鄉公所與在地社區協會的攜手，也讓我們看見過去社造少見的風景。
但同時值得我們思考的，則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潘美琪在這麼成功的計畫中，得到社區協會、居民的共同支持。最終卻也免不了一紙調職令，在今年10月，必須得離開現有的工作崗位。
雖然在交接職位時，接任的新承辦人亦努力的向潘美琪學習，了解後續的規劃，以及跟社區重建關係⋯⋯，或許還能樂觀瑞穗鄉公所來年能夠持續保持這樣的步伐前行，與社區、居民共同攜手創造地方之「生」。這過程底，我們看見公務員真的能夠開創地方的新契機與未來，卻也發現這個充滿著希冀的火苗，在台灣現有的公務員制度之中，仍然岌岌可危。
若不從根本的公務員制度嘗試省思與改變，地方創生喊出的「基層公務人員時代」，少數公務員突破公務制度的侷限，仍然可能僅是曇花一現，抑或步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