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徐世榮受到外公及中學師長們的影響,又在服役階段見證社會底層的艱辛,養就他人饑己饑的精神。他出國取得第二個碩士以及博士學位,成為服膺法蘭克福學派和後實證主義論的學者。

徐世榮取得博士學位後,政大地政系邀請他回母校任教,教書至今廿五載,徐世榮說:「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信念傳遞下去。」他希望透過自己的課程,讓學生多參與、多討論、多挑戰公共事務,才能把多元價值的思維帶入公共政策中。

他語重心長表示,台灣的公共利益必須重新被詮釋和定義。過往,政府與資本方把科技視為真理,用非常侷限的知識思維來掌握決策權,對社會弱勢而言是一種霸凌,土地徵收就是最好的例子。要打破意識型態及知識型態領域的霸權,徐世榮說:「我們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徐世榮個性溫文儒雅,因看不慣社會不公義而走到街頭前線(攝影/蔡佳珊)

「我也不喜歡上街頭,但社會問題實在太嚴重。」

剛回台灣時,徐世榮一邊教書,一邊經由發表文章進行社會實踐。除了投書媒體外,他還經營部落格,每個月至少發文一篇,傳遞他對土地的關懷。但因為實在「發生太多看不下去的事」,才把原本個性儒雅敦厚的徐世榮逼上街頭。

「我的老師就是一九六○、七○年代在美國上街頭的那群人,教都市政策的教授直到七十多歲還是在街頭上,」徐世榮說,因為看到這些典範,再加上法蘭克福學派也強調站在群眾裡,因此他關掉電腦、走出書房,晴雨不計、寒暑不避地參與社會運動,將所學貢獻給餵養他的土地,盡他知識分子的本份。

徐世榮說,他反對的不是開發,而是浮濫開發,政府假開發之名、行毀田滅農,炒作土地之實,於情於理於法皆難容忍。因此,他記憶這些不義之事,有兩個角度:開發的荒謬性,以及受迫害者的故事。

新竹二重埔案由解嚴前拖延至今、林口 A7 案首創「預標售」制、大埔案的朱阿嬤及張森文抑鬱自盡、呂家因為桃園機場而被徵收兩次、八里台北港徵收地,如今荒草漫天。面對這樣的「謊言計畫共和國」,徐世榮每談及一個案例就問一句:「怎麼不讓人生氣呢?」

「社會運動往往是公共政策改變的最前緣。」徐世榮說,民眾不是突然間走上街頭,細數每一個案例,哪個不是經過多年的冤屈、多次陳情無效後,實在無路可走了,才會在街頭發出無奈的吶喊。「我也不喜歡上街頭,我也很想把時間用來寫論文,但是社會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許多的社會弱勢真的很需要我們的幫忙,因此道路縱然坎坷,還是要繼續前行。」他說。

夜宿凱道活動上,徐世榮帶領大家捍衛家園(徐玉紅提供)

無償付出無役不與,街頭戰友皆心疼

徐世榮的堅持,苗栗灣寶的洪箱看得最清楚。「第一次見到他是我們庄內的徵收說明會,他惦惦坐在台下。」結束後他幫村民加油打氣,洪箱當時想:「這個年輕又斯文的教授,真的是來幫忙我們的嗎?」

之後每場說明會以及與政府的協商,徐世榮都會出席。洪箱記得夜宿凱道時,徐世榮上台演講,「他罵政府的樣子,好像變得沒那麼斯文了。」到了南鐵東移案時,洪箱發現他的態度變得更激憤,可能是因為明明換了執政黨,但欺壓弱勢的招數還是一樣。

洪箱說,徐世榮覺得自己一直在跟政府講理,但政府卻一再欺騙人民。「這幾年,他老了很多啊!」徐世榮南征北討、四處支援,但他不只交通自理,連一頓飯都不讓自救會的人出錢,卻還常常被人批評別有用心,「他只要被罵,我都好心疼。」洪箱說。

林口 A7 自救會的徐玉紅也談到 2012 年自救會與內政部記者會後,徐世榮帶著她拜訪負責此案的公務員,那人剛好是他的學妹。徐世榮告訴學妹,並不是要她賣人情、作違法的事,只是他相信在不違法的範圍內,一定有辦法幫忙保留徐家。那位學妹只是冷冷地回答不可能,一切依法行政,但徐世榮仍舊不死心,一直跟她鞠躬拜託,不知情的人恐怕會以為他是為自己的房子低頭。

協商不成,徐世榮難過得不得了。顧不得已經是吃飯時間,徐世榮匆匆趕回學校上課。徐玉紅說,徐世榮不僅不曾讓自救會請過一頓飯,連農民送他水果,他都客氣婉拒,有時還會找名義送錢給生活困苦的人。「那一天他黯然離去的背影,我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有更多徐教授這樣的人,台灣會更不一樣。」徐玉紅感慨地說。

被警察拖走,痛心政府剝奪人民土地財產

徐世榮的右肩關節有無法治癒的舊傷,那是他對著馬英九座車高喊「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時留下的「紀念品」。當時他明明赤手空拳,卻遭警察粗魯地硬抓上警車,說他「違反公共危險罪」。此外,他曾在抗議陳雲林、文林苑以及南鐵東移時被警方抬走,最後一次還是賴清德親自下令讓警察動手。

「以前大埔案時還可以到行政院去陳情、溝通,現在民進黨傲慢地關上大門,比國民黨還要不如。」徐世榮憤慨表示,土地徵收應該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但政府卻把它當成優先、而且唯一的工具,把公共建設與徵收掛勾,讓被徵收戶承受「阻擋公共利益」的巨大壓力。然而,歐美已經甚少出現土地徵收,連日本的案件也逐年遞減,難道這些國家的公共建設就因而止步?

最讓徐世榮痛心的是,政府始終沒能體認,土地是農民生命的課題,大法官第 400 號解釋文已經明白指出,財產權是有關生存、人格及尊嚴,政府卻以為財產權只是金錢而已。

更可惡的是,若以大埔張藥房為例,政府現金補償約一百萬元,但要張家負擔的拆除費用竟然也是一百萬!這表示只要你敢反對政府,政府就讓你一無所有。徐世榮說到此,又舊句重提:「怎麼不讓人生氣呢?」

徐世榮堅持土地正義,反對不當徵收(攝影/楊語芸)

堅持與弱勢者站在一起,終身推動土地正義理念

與被徵收、被迫害者站在一起,徐世榮既是學者,也是朋友。

「很多民眾因為對法令不熟悉、對自己沒有信心,只覺得政府不能這樣對待他們,但卻沒有專業知識可以當靠山。」徐世榮說,那種啞巴吃黃連的委屈,他都看在眼裡。因此,他幫居民提出學術上的論述,讓民眾知道自己的權益,同時也幫忙對抗另一邊的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直指他們的缺失和謊言。

然而,因為長期累積的革命情感,徐世榮也是他們的朋友,甚或家人,談到這些人遭遇的困境,徐世榮習慣性地苦笑三聲,然後沉默以對。在他的默哀、在他的哽咽中,我們不難想像當年稚少的徐世榮被外祖父牽著手、在朱校長及蘇老師的教誨下,是怎樣下意識地內化了照顧弱勢的責任,以及「施比受更有福」的哲理。

翩翩少年如今已鬢髮見霜,但可以歇腳的正義的終點還未出現在地平線上。徐世榮和幾位教授在政大成立「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他出錢出力,譯書出版,引進國際學術圈的重要論述,還打算舉辦「土地正義論壇」,近日更為了《超額徵收》一書,連排了十幾場書店座談會,繞行台灣,奮力推廣。

「再過三年我就可以退休了,退休後更可以專心推動土地正義的理念。」他的臉上不僅不見疲態,甚至有種迫不及待的興奮感,然而興奮之中,又能細讀出他憂國憂民的心思、以及知識分子不負所學的情操。

幸有徐世榮,台灣不幸被迫害的土徵戶,可以多少不再「無語問蒼天」。

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的兩本最新譯作,徐世榮盼請大家閱讀這些重要的論述。(遠足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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