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徐世榮受到外公及中學師長們的影響，又在服役階段見證社會底層的艱辛，養就他人饑己饑的精神。他出國取得第二個碩士以及博士學位，成為服膺法蘭克福學派和後實證主義論的學者。
徐世榮取得博士學位後，政大地政系邀請他回母校任教，教書至今廿五載，徐世榮說：「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信念傳遞下去。」他希望透過自己的課程，讓學生多參與、多討論、多挑戰公共事務，才能把多元價值的思維帶入公共政策中。
他語重心長表示，台灣的公共利益必須重新被詮釋和定義。過往，政府與資本方把科技視為真理，用非常侷限的知識思維來掌握決策權，對社會弱勢而言是一種霸凌，土地徵收就是最好的例子。要打破意識型態及知識型態領域的霸權，徐世榮說：「我們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我也不喜歡上街頭，但社會問題實在太嚴重。」
剛回台灣時，徐世榮一邊教書，一邊經由發表文章進行社會實踐。除了投書媒體外，他還經營部落格，每個月至少發文一篇，傳遞他對土地的關懷。但因為實在「發生太多看不下去的事」，才把原本個性儒雅敦厚的徐世榮逼上街頭。
「我的老師就是一九六○、七○年代在美國上街頭的那群人，教都市政策的教授直到七十多歲還是在街頭上，」徐世榮說，因為看到這些典範，再加上法蘭克福學派也強調站在群眾裡，因此他關掉電腦、走出書房，晴雨不計、寒暑不避地參與社會運動，將所學貢獻給餵養他的土地，盡他知識分子的本份。
徐世榮說，他反對的不是開發，而是浮濫開發，政府假開發之名、行毀田滅農，炒作土地之實，於情於理於法皆難容忍。因此，他記憶這些不義之事，有兩個角度：開發的荒謬性，以及受迫害者的故事。
新竹二重埔案由解嚴前拖延至今、林口 A7 案首創「預標售」制、大埔案的朱阿嬤及張森文抑鬱自盡、呂家因為桃園機場而被徵收兩次、八里台北港徵收地，如今荒草漫天。面對這樣的「謊言計畫共和國」，徐世榮每談及一個案例就問一句：「怎麼不讓人生氣呢？」
「社會運動往往是公共政策改變的最前緣。」徐世榮說，民眾不是突然間走上街頭，細數每一個案例，哪個不是經過多年的冤屈、多次陳情無效後，實在無路可走了，才會在街頭發出無奈的吶喊。「我也不喜歡上街頭，我也很想把時間用來寫論文，但是社會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許多的社會弱勢真的很需要我們的幫忙，因此道路縱然坎坷，還是要繼續前行。」他說。
無償付出無役不與，街頭戰友皆心疼
徐世榮的堅持，苗栗灣寶的洪箱看得最清楚。「第一次見到他是我們庄內的徵收說明會，他惦惦坐在台下。」結束後他幫村民加油打氣，洪箱當時想：「這個年輕又斯文的教授，真的是來幫忙我們的嗎？」
之後每場說明會以及與政府的協商，徐世榮都會出席。洪箱記得夜宿凱道時，徐世榮上台演講，「他罵政府的樣子，好像變得沒那麼斯文了。」到了南鐵東移案時，洪箱發現他的態度變得更激憤，可能是因為明明換了執政黨，但欺壓弱勢的招數還是一樣。
洪箱說，徐世榮覺得自己一直在跟政府講理，但政府卻一再欺騙人民。「這幾年，他老了很多啊！」徐世榮南征北討、四處支援，但他不只交通自理，連一頓飯都不讓自救會的人出錢，卻還常常被人批評別有用心，「他只要被罵，我都好心疼。」洪箱說。
林口 A7 自救會的徐玉紅也談到 2012 年自救會與內政部記者會後，徐世榮帶著她拜訪負責此案的公務員，那人剛好是他的學妹。徐世榮告訴學妹，並不是要她賣人情、作違法的事，只是他相信在不違法的範圍內，一定有辦法幫忙保留徐家。那位學妹只是冷冷地回答不可能，一切依法行政，但徐世榮仍舊不死心，一直跟她鞠躬拜託，不知情的人恐怕會以為他是為自己的房子低頭。
協商不成，徐世榮難過得不得了。顧不得已經是吃飯時間，徐世榮匆匆趕回學校上課。徐玉紅說，徐世榮不僅不曾讓自救會請過一頓飯，連農民送他水果，他都客氣婉拒，有時還會找名義送錢給生活困苦的人。「那一天他黯然離去的背影，我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有更多徐教授這樣的人，台灣會更不一樣。」徐玉紅感慨地說。
被警察拖走，痛心政府剝奪人民土地財產
徐世榮的右肩關節有無法治癒的舊傷，那是他對著馬英九座車高喊「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時留下的「紀念品」。當時他明明赤手空拳，卻遭警察粗魯地硬抓上警車，說他「違反公共危險罪」。此外，他曾在抗議陳雲林、文林苑以及南鐵東移時被警方抬走，最後一次還是賴清德親自下令讓警察動手。
「以前大埔案時還可以到行政院去陳情、溝通，現在民進黨傲慢地關上大門，比國民黨還要不如。」徐世榮憤慨表示，土地徵收應該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但政府卻把它當成優先、而且唯一的工具，把公共建設與徵收掛勾，讓被徵收戶承受「阻擋公共利益」的巨大壓力。然而，歐美已經甚少出現土地徵收，連日本的案件也逐年遞減，難道這些國家的公共建設就因而止步？
最讓徐世榮痛心的是，政府始終沒能體認，土地是農民生命的課題，大法官第 400 號解釋文已經明白指出，財產權是有關生存、人格及尊嚴，政府卻以為財產權只是金錢而已。
更可惡的是，若以大埔張藥房為例，政府現金補償約一百萬元，但要張家負擔的拆除費用竟然也是一百萬！這表示只要你敢反對政府，政府就讓你一無所有。徐世榮說到此，又舊句重提：「怎麼不讓人生氣呢？」
堅持與弱勢者站在一起，終身推動土地正義理念
與被徵收、被迫害者站在一起，徐世榮既是學者，也是朋友。
「很多民眾因為對法令不熟悉、對自己沒有信心，只覺得政府不能這樣對待他們，但卻沒有專業知識可以當靠山。」徐世榮說，那種啞巴吃黃連的委屈，他都看在眼裡。因此，他幫居民提出學術上的論述，讓民眾知道自己的權益，同時也幫忙對抗另一邊的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直指他們的缺失和謊言。
然而，因為長期累積的革命情感，徐世榮也是他們的朋友，甚或家人，談到這些人遭遇的困境，徐世榮習慣性地苦笑三聲，然後沉默以對。在他的默哀、在他的哽咽中，我們不難想像當年稚少的徐世榮被外祖父牽著手、在朱校長及蘇老師的教誨下，是怎樣下意識地內化了照顧弱勢的責任，以及「施比受更有福」的哲理。
翩翩少年如今已鬢髮見霜，但可以歇腳的正義的終點還未出現在地平線上。徐世榮和幾位教授在政大成立「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他出錢出力，譯書出版，引進國際學術圈的重要論述，還打算舉辦「土地正義論壇」，近日更為了《超額徵收》一書，連排了十幾場書店座談會，繞行台灣，奮力推廣。
「再過三年我就可以退休了，退休後更可以專心推動土地正義的理念。」他的臉上不僅不見疲態，甚至有種迫不及待的興奮感，然而興奮之中，又能細讀出他憂國憂民的心思、以及知識分子不負所學的情操。
幸有徐世榮，台灣不幸被迫害的土徵戶，可以多少不再「無語問蒼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