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路資訊流通與交通運輸技術革命的支持下，台灣各地農村多元化發展的態勢已然成形，每個農村都有機會以其獨特性走出自己的永續發展道路。相對的，期待成功模式複製已屬枉然，企圖由上而下的政策作為，也越來越失去其指導性。

這是一個農村發展百家爭鳴的時代，然而，對於一個個別案例的探討，無論其成功或失敗，我們還是多少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啟發。這篇文章我想分享的是，我生活於其中的小農群聚的形成經驗，也是我自己對於過去四年在農村實作的回顧。

農村再生，深溝小農群聚經驗的探討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過去十多年的發展，一直受到社會的關注。除了最早來到這個村子，開創穀東俱樂部，啟動新農耕經營模式的賴青松與朱美虹夫婦之外，近四年來，在穀東俱樂部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友善小農群聚，目前已成為許多關心農村發展的各界人士積極參考的經驗案例，同時也吸引了眾多媒體的報導。在今天台灣農村普遍面臨人口老化、年輕人不願返鄉務農的殘酷現實裡，充滿青春活力的深溝村很自然地就會受到大家的重視。

深溝的友善小農群聚有兩個重要的特徵。

第一，社群成員絕大多數不是在地人。在深溝群聚的小農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宜蘭以外，大多數人來自台灣各地，少數夥伴則來自國外，例如：香港、新加坡、寮國，甚至是更遠的美國或南非。第二個特徵是成員幾乎都是沒有農耕經驗的外行人。成員過去的社會經驗幾乎都來自都市，擁有一項或多項的都市專業技能，但就是不曾下田耕作過。

因此，關鍵的問題就會聚焦在，為什麼這麼多沒有農耕經驗的外地人，能夠聚集在深溝村從事農耕活動，並過著他們喜歡的農村生活？

友善小農群聚深溝的三個條件：連結、開放與共享

從我的觀點來看，深溝友善小農群聚的形成，有三個重要的條件：

第一，深溝村鄰近大台北都會消費市場。

在網路革命的催化下，農業發展模式已經進入了消費導向的年代。這不僅意味著越能夠掌握消費者需求的人，越具有驅動農業發展的能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些都市人能夠進來務農的主要原因)；它同時也意味著，在地理空間上越接近消費市場的農村，它的居民因為容易與市場上的消費者互動而越容易掌握消費者偏好，進而生產出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農產品。

2007年雪山隧道通車後，蘭陽平原成為台灣最高消費市場-大台北都會區一日生活圈範圍內，最令人嚮往的農業生產地區。每個週末，大量湧入蘭陽平原的休閒旅遊人潮，也為此地的農民帶來消費者偏好的大量資訊。而在快速道路網的串連下，深溝村就跟其他蘭陽平原上的農村一樣，具有相同的地理區位優勢，吸引懷抱農村夢的年輕人來到這裡。

第二，穀東俱樂部與倆佰甲的合作，有效地連結了新舊農村社群。

一個陌生人想要進到傳統農村從事不同性質的農耕活動，本來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更不要說是一個新的農夫群聚要在一個傳統的農村裡形成。深溝小農群聚要與在地農村接軌，從傳統農村中取得田地與各種在地資源，以支應其所要進行的農耕活動與農村生活，必然需要一個關鍵的社會信任基礎。這個社會信任基礎正是來自穀東俱樂部的在地深耕。

穀東俱樂部在多年的經營下，深獲在地深溝村居民的信任，並以此信任關係轉介各種資源為新農社群所使用。反過來看，成員來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識、亦缺乏農耕經驗的小農們，要在深溝村順利取得田地與相關資源，也需要一個能讓小農們相互協調、並取得穀東俱樂部信任的平台。

創辦者與穀東俱樂賴青松熟識、致力協助新農夫進場的倆佰甲，則在這部分發揮其功能。就是在穀東俱樂部與倆佰甲的協力之下，才能促進新舊農村社群之間的合作，並化解彼此之間必然會產生的緊張關係。

在過去四年裡，在新舊農村社群之間最激烈的衝突，莫過於在租地上的爭議。由於新農為了順利租到田地，只能以高於原有地租的休耕價格來租用田地，但這樣的價格必然引發，村子裡原來以較低地租租用田地的代耕業者不滿，進而發動抵制新農的行動。在自由市場機制下，這樣的爭議其實很難解決，但是透過穀東俱樂部與倆佰甲合作的這個中介平台居間協調，至少化解了代耕業者部分不滿的情緒，到目前為止判斷應不會引發台面上的真正衝突。

而為了與舊農村社群有更好的互動，兩年前開始，就在這個中介平台的居間協調下，新農社群在村子裡的主廟舉辦每年一次的集體「拜田頭」儀式，並於儀式後與在地地主們在廟裡共進晚餐，相互聯誼。就是透過這個具信任基礎的中介平台的協調機制，新農社群才可能一步步地與舊農村發展出共存共榮的關係。

第三，倆佰甲社群的開放與共享。

當懷抱各種農村夢想的小農們齊聚一地時，他們之間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建立起社群關係，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事實上，這些小農之間，除了友善耕作之外，幾乎不存在任何其他議題上的共識。同時，他們之間也不存在什麼既有共同追求的目標，或是任何較為穩定的產業上下游分工關係，因此，任何階層式的組織形式與分工邏輯都不適用於這群小農。

在這個情況下，聚集在倆佰甲的小農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鬆散的，只有在特定專案上才會採取較為緊密的合作關係。這樣的社群形態像極了網路時代自我組織的開放社群。而隨著時間過去，倆佰甲的核心逐漸發展出一些共享的經濟活動，例如：共耕、共食、共同銷售平台…等等，替代市場經濟邏輯，支持了這個社群夥伴們部分的日常生活需求。

依我個人的觀察與認知，正是透過這些共享的活動，原來個自追夢的小農們才會在農耕與生活上相互依靠，進而在舊農村的基礎上，建構出一個新的農村型態。至於彼此間的緊密合作與分工關係，大抵是以專案形式進行，關係都是彈性而暫時存在的。

深溝經驗可以複製嗎？

從探討深溝小農群聚案例我們可以得到的，主要是都市移民小農進駐都市周邊農村的經驗。它關係到農村特殊的地理區位條件、新舊農村社群之間如何相處，以及新進小農們彼此能夠形成什麼樣的社群關係的問題。

很多人問過我，這樣的經驗能否複製？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我越來越清楚，深溝經驗並不是來自理想模式的套用，或是由任何意識形態或學術理論所驅動，它是在群聚形成的過程中，透過在日常生活裡真實地面對生存問題、面對人性，務實地解決問題而產生的。我猜想，這或許就是深溝經驗令人捉摸不定，但又具引人好奇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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