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主權人民論壇】系列．「農業」，一個整體的思維—菲律賓的生態農業實踐 (上)

文／張勝涵  責任編輯／李宜澤

攝影／楊萬雲（出處：立報「捍衛糧食主權，農民凱道開講」）

首圖人物為「生態農業」論壇主講者，為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的夥伴之一、菲律賓「農村改革與鄉村發展推動聯盟」（PARAGOS Philippine）的組織者兼農民Jaime San Luis Tadeo。

前言

國際農民草根組織農民之路，於2012年在菲律賓和泰國進行兩次的生態農業工作坊，其中菲律賓部分就是以Paragos為基地舉辦之。菲律賓雖然有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這樣的國際農業研究組織，但是對生態農業的重視仍然依靠民間的團體。這次凱道論壇特別請Paragos的重要成員Mr. Jaime San Luis Tadeo 來分享在菲律賓進行生態農業的理念，以呈現將農業技術重新帶回小農手上的重要性。

為什麼談論「生態農業」（agroecology）？怎麼談論「生態農業」？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談論生態農業的必要性。從長遠的農業環境歷史來看，生態多樣性與作物種類的數量銳減相當迅速。台灣在1906年左右，有一千多個稻米品種，然而到了現在，卻只剩下二十多種。再者，當前臺灣流行的有機農業，雖然注意到化工農業的問題，但往往也是單一作物為主的耕作模式。

於此同時，其他生物在農田生態系中的角色和價值逐漸消失。此外，農業已經不只關於糧食生產，生質能源也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用途。最後，在新自由主義架構下，農業不只是在地議題，而是與國際政經勢力緊緊相連、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應在地與全球層次來討論農業議題與生態農業。

二月三日的凱道人民論壇的四場分組論壇，特別邀請農民之路的代表、菲律賓「農村改革與鄉村發展推動聯盟」（PARAGOS Philippine）Jaime San Luis Tadeo，分享菲律賓實踐生態農業的經驗給關心臺灣農業議題的朋友。

臺灣與菲律賓農業概況的基本差異

來自菲律賓的Jaime先生表示一直很想來臺灣看看。自1960年代起，兩國就持續進行農業技術的交流，因此他曾耳聞菲律賓的農技人員提過臺灣。Jaime談到他對臺灣的第一印象，是年初從桃園機場到宜蘭的農民之路區域會議路程上，所見到的無數水田，無論田埂、水圳和水閘等都已完全地水泥化，截然不同於菲律賓仍顯自然的田野風貌。

Jaime認為水泥化農田的背後思維是企業經營模式，他提到，許多農事在菲律賓都還是以人力為主、相對自然的方式來來進行。這樣的差別，就會帶來對農業價值想像的差異。

Jaime接著談到台菲農業概況的基本差異。臺灣小農平均耕作面積約是零點七公頃，每戶年收入約莫六千美金，必須兼業並加上非農所得才能達到三萬美金；但在菲律賓務農的收入則是每人每天一美元。除了收入有懸殊的差異，Jaime也不諱言菲律賓現代化與工業化的程度不如台灣，不若台灣有那麼多的高樓大廈，也缺乏充分的醫療人員，鄉村的孩子更難以接受完善的教育，所以菲律賓有不少移往國外打工的人口，因而許多外國人對於菲律賓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女傭。

然而，Jaime話鋒一轉，反問大家，以上的討論似乎顯示工業化國家是比較可欲的，那麼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回過來談生態農業呢？

如果我們提升到全球的尺度來看整體的自然環境，可以發現過度的工業化生產已經在世界許多區域與國家造成生態浩劫與極端氣候等劇烈的環境變遷，人類當前的生存處境，事實上已經處在懸崖邊緣，Jaime由此正式切入討論正題——生態農業。

生態農業是什麼？

先從定義講起，「生態」（ecology）在字典上的定義有二：一是對於生物自然環境的研究，二是指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例如人與土地的關係。若以最簡化的方式理解生態農業，亦即企圖修補過去農業化學與機械農耕方式對環境的破壞，進而重新從整體的尺度調適人與自然環境的共生關係。

具體而言，Jaime先生認為生態農業可以分成五個層面來說明：

第一，可操作性，它必須在技術上提出可操作的、能夠實踐健全環境的具體作法，不能只是指停留在原則或理論層次而不考慮落實方案；

第二，經濟可行，除了技術的可行性之外，生態農業也必須在經濟上可行，亦即能夠提高農民收益、改善農民的生活處境；

第三，社會正義，我們對於由跨國組織或國家所啟動的由上而下的大型經濟計畫，有著普遍質疑：究竟這些發展計畫是為了誰而存在？如果農民因為這些計畫反而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土地，那麼Jaime認為這樣的發展計畫是毫無成果的、沒有任何意義可言。於是在他看來，實踐社會正義的根本前提就是農民必須擁有土地，才可能進一步落實「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糧食主權是強調人們有權以民主的、自主的方式決定其農耕方式與農業產銷體系，而這必須建立在農民有掌握生產工具以及生產過程的權力之上；

第四，尊重在地知識與多元文化，在前述普遍原則之外，在地群體的傳統知識與農法必須得到重視，適地適種才可能發展出生態農業；

第五，整體思考，生態農業必須建立在科學技術、可操作性和社群關係的整體思考之上，從全方位的角度來考慮如何調適人與自然的關係。

所以，生態農業作為一種農業生產的全新典範，強調農民必須掌握農耕方式與資源，以及生活與生產的自主性，同時，在技術與生產之外，也還要包括流通與銷售的環節。最後，生態農業也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人們通盤性地考慮作為整體的生態。

 「我是相信神的運動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Jamie借用農民與工人的差異來闡述務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他說世界上同情農民的人大多是社會主義者，所以社會主義者的象徵是鐮刀和槌子，鐮刀是指農民，槌子則是代表工人，但是農民與工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與有生命物一起工作，後者則是單純地敲打無生命物。

這時，Jaime也直率地表示自己是運動者，也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但是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者，他同時也相信神的存在。於是，他表示自己是懷抱著要將收穫奉獻給神、而非總統或市長的虔敬之心從事農業，正如他所見臺灣農民是為了兩千三百萬的臺灣人民努力耕作一般。

綠色革命及其後果

Jaime說「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聽起來是一個美麗的名詞，然而卻是使得土地化學化的兇手。當國際稻米研究機構IRRI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於1960年在菲律賓成立，逐步推展所謂的「綠色革命」之時（註一），1970與1980年代的菲律賓，卻逐漸陷入嚴重的貧窮與飢荒之中。

Jaime接著用實際的數據來說明化學肥料與農藥的使用對於菲律賓農業造成的衝擊，這些資料來自於一位過世的學者針對菲律賓十九個省份，所生產144種稻米的統計。首先是作物的品質受到影響，舉凡：91％的稻米變得不夠營養、93％的稻米沒有足夠的有機物質，僅餘2％擁有充足養分以支應人體正常機能運作所需。所以，生態農業其實也就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再吃進這些不好的作物。

Jaime用了一個來自聖經創世紀的比喻，他提到既然神是以自己的形象造人，那麼如果人們做傷害人的事情，例如使用化肥與農藥，進而使得人體得不到充分的營養，甚至暴露於疾病的危險之中，那麼在他看來這其實是一種褻瀆神的作法。再者，化工農業的影響當然不僅限於作物，不僅破壞了天然生物鏈，同時也會有污染水源土地與生物累積的問題，甚至連土壤也變得酸化，土壤酸化使得土壤易於風化並且缺乏營養的黑土，所以農作物生長情況不好。

最後，最嚴重的是化工農業使得農民不得不依賴生產化肥與農藥的農企業。Jaime用一句話就總結了IRRI等研究機構壟斷農業知識後的可怕：「控制知識就能夠控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