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分手政治,讓農產外銷走專業的路:中國禁運鳳梨啟示錄

都不用再去掩飾,也無需揣測,就在台灣鳳梨進入盛產期之際,中國大陸國台辦宣布因蟲害檢疫問題「自今年3月1日起暫停台灣鳳梨輸入大陸」,就是一個帶有政治意涵的針對性動作。此刻,再去檢討鳳梨蟲害防治已於事無補,因為中國大陸並不打算和台灣官方採行正規的磋商機制,何時解除禁令、是否會有下一波「經濟制裁」動作都非我方可掌控。因此,從這次教訓中認真檢討台灣農產品出口政策,方能化危機為轉機。

鳳梨出口中國暴增未能及早預警

首先從數字談起。2015年到2018年,鳳梨出口中國大陸,從2萬1千多公噸成長到3萬1千多公噸,增加一萬多公噸歷時了四年時間;這段期間也是馬政府過度到蔡政府的第一任期年中,穩定的成長確實可以解釋台灣鳳梨在中國大陸消費端站穩一定的腳步。

但令人驚訝的數字是,從2018年至2019年短短一年時間,台灣鳳梨出口中國大陸就暴增2萬公噸,來到5萬公噸的歷史高點,去年受到疫情影響回檔到4萬1千多公噸;這樣的增幅變動,姑且不論這是否為對岸的「養套殺」伎倆,過去二年鳳梨出口暴增卻未能及早預警,甚至將之視為外銷政績,這是首先要檢討之處。

生鮮重時效,地緣、人口讓中國成最大市場

生鮮農產品的出口,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從產業結構面分析,台灣生鮮蔬果能夠外銷的國家地區有限,在沒有克服「鮮果保鮮期短」的前提下,周邊的港澳、日韓、中國大陸與新加坡(東南亞國家熱帶水果價格低廉,台灣生鮮蔬果並不適合出口)為主要目標市場,次要的包含海空運可達的中東穆斯林國家與美西、加拿大,再遠的歐陸國家已不適宜生鮮蔬果的長途運輸。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大,結構上一定是主要最大市場。但,如何不讓「最大市場成為過度依賴市場」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

蔡政府組農業國家隊,意圖打破困境,效果有待加強

蔡政府在2016年換黨執政後,為了扭轉前朝馬政府過度傾中的兩岸農業貿易往來,組成了「農業國家隊」意圖打破上述的困境,加大對日本與新加坡、中東國家的農產品出口力道;持平而論,短短四年下來不能說沒有成績,但未來該如何找到破口,國家隊肩頭責任不可謂不大。

有一點是永遠不嫌遲的工作,就是結合最大資源於目標市場打「團體戰」,並集中火力於「行銷」而非「銷售」,必須要砸大錢在目標市場廣為宣傳,市場消費者才會心甘情願消費,並養成消費習慣之後,穩定產品的供應;如果只注重短期間內的「出口量」數字高低,這對台灣農產品出口並不是一個健康正確的態度。至於農產品的國際行銷宣傳,日、韓兩國成功案例太多太多,在此也就不再一一贅述。

目前台灣水果外銷,無論去日本、美國、加拿大、土耳其,幾乎都是賣給當地華人,並沒有真正打進去該國人的市場,而台灣對國外市場的開拓仍流於炒短線,例如:東京食品展、遇到疫情、輸中被禁就大發補助,這些方式並不是長遠之計。

以日本市場為例,台灣想把芒果、棗子推到日本,但光靠少數貿易商單打獨鬥力道有限,近年銷日芒果僅停留在4、5百公噸,棗子近年開始嘗試,但是市場仍僅限於在日本的台灣人或華僑,目前也僅只於一年15公噸之譜,若不能聚焦著力,恐難真正做出成績。

從生鮮轉往農產品加工外銷,以附加價值殺出血路

釐清了台灣生鮮蔬果屬性與目標市場的關係之後,接著要探討的是「農產品附加價值」的部分。最簡單的例子,過年時節送禮水果的價錢,一定和零售攤位單買的價格不同,這就是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

以本次事件主角鳳梨為例,上個世紀有鳳梨罐頭出口不僅為台灣賺取了大把的外匯,年產值更高達新台幣120億元;2000年前後中國大陸觀光客開始漸次來台,在旅行社導遊飢餓行銷手段下,幾乎快被國人遺忘的「鳳梨酥」竟成為陸客來台伴手禮的首選,在馬政府時期大三通開全面開放陸客來台的高峰期,鳳梨酥產業的年產值達新台幣300億元。這是農產品經過加工手段提升附加價值的最基本教案,也是這次中國大陸禁止台灣鳳梨輸入,如何解套的一個很好學習典範。

問題是,鳳梨罐頭早已被泰國工廠所取代(不是因為台灣鳳梨不夠好,是泰國糖價太低,產品有市場競爭力),在陸客不來台灣之後,鳳梨酥產業也很難恢復榮景;因此,找出下一個可以提升鳳梨產品附加價值的「有市場競爭力商品」,這樣的產品開發工作,政府應放手讓民間業者去嘗試、創新。

特別是,台灣有強大的食品加工產業鏈與科研創新能力,以台灣鳳梨當前幾乎已可全年穩定供應的前提下,鳳梨做為食品加工原物料再適合不過。就像台灣的「手搖飲」揚名海外,如果把鳳梨這樣的台灣風味濃郁的熱帶水果,釀造成為氣泡飲料(Cider),強攻國外軟性飲料市場,或能為鳳梨產業殺出一條出不一樣的生路。

台灣農產品外銷,少了水果旗艦級商品

順這樣的思路,我們更應清楚認知,生鮮農產品的出口,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從貿易統計數字看,台灣農產品出口產值排名在前的是冷凍水產(為遠洋漁業非國內生產)、穀類製品、生鮮冷藏水果、皮革、羽毛、花卉及冷凍蔬菜(主要為銷日毛豆)等,中國大陸市場貢獻很大,拉抬了水果輸出的占比額度。

但實際情況是台灣水果整體輸出值看似美好,但卻找不到一個單一「水果旗艦級商品」可以排入前十大,再次證明了生鮮水果產品附加價值提升的重要性。

兩岸都將農產銷售視為政治談判祭品,核心品質並未建立

從此次鳳梨風暴中,兩岸政府、藍綠兩黨都該好好反思,為何農民的利益一再被政治操作?國內政黨政客,拿農民選票綁架農業政策不知凡幾,兩岸之間把農產品當成政治談判的祭品,更是罄竹難書;面對外部因素造成的農產品產銷失衡,在第一時間端出補助政策之餘,相信農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個長治久安的良方,而非急就章式灑幣。

中共官方應檢討的是,每每拿台灣農民的心血「開刀」,好的時候大肆採購,不好的時候就中斷進口;台灣內部同樣也該虛心檢討,如何系統性地從源頭生產端精準掌控農產品產量與質量,方能面對層出不窮的外部挑戰與變化。

有貿易商直言,中國制訂明確的輸入果品的藥檢規範,但在「兩岸政治紅利期間」就未嚴格檢驗,同時,台灣對銷日水果有嚴格要求,對輸中水果品管寬鬆,長期下來養成農民認為「銷日很嚴格麻煩,乾脆賣給中國就好」,導致高規格的外銷水果數量難提高,最後變成外銷果品兩極化,一旦中方片面退單,這些農產品也難以轉往他國銷售。

韓國瑜於高雄市長任內與深深圳海吉星公司簽約,台灣農產品受兩岸政治拉扯影響,未能建立長遠路線(圖片/高雄市政府)

政府的手要放在適當的位子

台灣水果出口存在很多老問題:缺乏統一的出口規範、產品價格波動過大、市場通路開拓困難以及補助急就章;原因出在政策能否「全然接受市場機制」?政府的手要「伸多長」?放眼全球,農產品貿易政府必然有角色,所以農產品進出口就很難遵循100%的市場機制;但也因政府的手在裡面,久而久之大家就習慣「最後政府會解決」。

其實,提升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才是王道,政府能做的是從旁協助排除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以及在國際談判上創造更多有利於我方的市場經營空間,以國家隊協助整體行銷力道;然而生意風險,最終仍要農方、貿易商自行承擔。

往好的一面想,中國大陸「提前預知」了台灣農產銷中問題,讓我方仍有時間可以擬定對策;因此,如何化此次危機為轉機,從產品鏈高度、產品附加價值提升出發,擺脫過去長期以來農產品出口的「無計畫性」、「高依賴性」與「質量不對稱」問題,或許小小的鳳梨能為台灣農產品出口未來,譜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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