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重視生產的「農業」遇上重視環境的「生態」,究竟什麼樣的田區才稱得上「生態農田」?在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所主辦的「2017國際水田地景多樣性經營工作坊」對談中,來自菲律賓、本身在國際稻米研究機構服務的專家Buyung Hadi以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不約而同從「指標性生物」下手,紛紛指出,「長腳蜘蛛」、「橙瓢蟲」在水稻田環境扮演關鍵環境判定角色。

https://www.newsmarket.com.tw/files/2017/11/圖六、來自IRRI的Dr.-Buyung-Hadi與本國學者針對生態農業試驗對於保育型生物防治的影響之研究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圖片/花改場)
https://www.newsmarket.com.tw/files/2017/11/圖六、來自IRRI的Dr.-Buyung-Hadi與本國學者針對生態農業試驗對於保育型生物防治的影響之研究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圖片/花改場)

田間生物多樣性越多越好?一切都有「臨界值」

Buyung Hadi表示,農田也是一種生態系,而其中,有益蟲、有害蟲、也有天敵,然而是否物種多樣性越高,就代表農田經營得越好、農田生態維持得越好?Hadi抱持「否定」看法。

根據研究,Hadi指出,生物在生態中都有其功能,雖一般理解生物多樣性越高,其生態功能越強,「但不一定是正相關。」有時可能隨著物種增加,生態系功能反而持平。當一段時間後,生物多樣性都已經備齊,這時若要再增加生態多樣性,只是徒增害蟲,而非益蟲,對農民生產來說,反而可能造成農損。

「不是生物多樣性越高,對田越好,」Hadi表示,一切都是有「臨界值」,在探討農田生物多樣性的前提下,還應放入「生物群優勢度」參數,「若優勢度越接近1,反而越不好,對農民來說,應該都是害蟲。」最理想的農田生物相,最好是有害蟲、有益蟲、有天敵,「優勢度最好都不要太高。」

而為找出農田生物多樣性量表的「臨界值」,Hadi所帶領的研究團隊橫跨亞洲15處農場,「知道有臨界值,就想要看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物種能夠反映出這個。」

林立助研員與IRRI的Dr. Buyung Hadi於長良試驗田區實地討論本場進行之生態農業試驗(圖片提供/花改場)
林立助研員與IRRI的Dr. Buyung Hadi於長良試驗田區實地討論本場進行之生態農業試驗(圖片提供/花改場)

如何判斷物種多樣性臨界值?看長腳蜘蛛、橙瓢蟲就對了

而什麼樣的物種能作為臨界值指標生物?Hadi表示,根據研究發現,噴灑除蟲劑,往往最先被消滅的是益蟲、天敵,於是研究團隊開始思考,天敵、益蟲是否能作為評估標準?「以長腳蜘蛛來看,若長腳蜘蛛族群數量夠大,代表農田生物優勢度低,」反之,當長腳蜘蛛族群變少,農田生物優勢度便提高,「但此時,大部份的物種都是害蟲。」

除了長腳蜘蛛之外,Hadi表示,「橙瓢蟲」也具有指標性功能,「雖然以豐富度來說,橙瓢蟲沒有指標,但從生物優勢度來看,是有指標性的。」

花改場也不約而同,認為「長腳蜘蛛」、「橙瓢蟲」確實能成為水稻田生態友善指標物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林立表示,場內經過三年調查,在不同村落進行普查,分析數據後,也發現,日本長腳蜘蛛、爪哇長腳蜘蛛、橙瓢蟲有指標意義,「只要族群數量變化量不多、維持穩定,就能區別。」且該兩物種與水稻田經營有正相關,「可以當成水稻田生態友善指標物種。」

長腳蜘蛛是生態指標(圖片提供/花改場)
長腳蜘蛛是生態指標(圖片提供/花改場)

生態顧問:田間設計、管理作法都是生態系統重要指標

雖全場交流大多聚焦田間生物相、物種多樣性與田區環境之間的關係,「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系統服務一個重要指標,」但Hadi越是研究,越是覺得應該從不同層面來橫量,「而不是單以物種多樣性來思考。」農田管理做法也會影響最終計算結果,包括水徑流、野生動物數量、土壤填補流失、有害藥物使用等等,都需綜合考量。

長期投入淺山地區生物調查的觀察家生態顧問黃于玻也指出「田區設計規劃」、「操作手法」之重要。黃表示,站在保育的角度來看,水田與生物長久下來已經建立很好的互動關係,「農田可以不只是生產,也能成為很多野生動物的庇護所。」

上述兩種論述立基點不盡相同,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棲地生態組組長林瑞興就指出,現兩種討論,一種站在農業友善生產,另一種則是從特生保育面向來看,「如果在討論農業友善生產,只要符合最低標準,增加正服務、減低負服務即可。」而若要保護特殊地景、物種,則需要更多特生保育做法。

有機未必完全對生態友善,制訂指標為何那麼難?

何謂農業友善生產「最低標準」?在現農委會使出洪荒之力,力推「友善耕作」、「綠色對地補貼」的政策目標下,卻找不到「非有機認證的友善農業指標」,因此現也只能以有機認證指標來作為主要標準。

對此,黃于坡指出「有機未必對生態友善。」以苦茶粕為例,雖非化學農藥,但卻是很強的生物鹼,「有的有機田區使用苦茶粕後,生物相甚至比慣行田區還糟糕。」故黃認為,田間操作方式也應有原則供友善農民依循。

農糧署東區分署副署長陳吉村坦言,雖然友善耕作構想不單僅是生態指標、生物指標,也應納入水涵養、地景地貌維護等指標,「但目前還拿不出來。」而僅能以有機作為參考指標,「只要不使用化肥、化學農藥、經過一定單位驗證,就能是友善。」

農糧署:有指標,進入門檻就高

但友善農業指標真的如此難訂嗎?黃于坡認為倒也不難,「只要渠道不要水泥化、綠籬田埂自然化、水路讓生物可通行、設計原生防風林、有綠帶效果……」黃指出,這些好判斷的原則都與環境息息相關,「但卻都沒有放入友善農業指標。」

對此,陳吉村仍保守回應,「有指標,進入門檻就高。」若將上述建議通通納入,只怕讓政策更難推行,讓有心投入友善的農民卻步,「現在是應該先把這些人聚集起來練功,」而非設門檻將他們排除。

可設計不同指標,作為「綠色對地補貼」具體導引

林瑞興持平而論指出,政策的推動應該要有科學證據作為背景,而現友善耕作又有國家補貼政策配合,其指標也就應該考慮一般性,除了有指標意義之外,設計上也應該讓檢驗驗證非常容易,「否則政府根本無力負擔。」未來也可透過政策工具轉換,將不同做法的補貼慢慢疊加,作為政策引導。

「友善農業是地區性的,標準本就可鬆可嚴.如果有大家都有共識的原則,當然會慢慢加入。」陳吉村表示,指標原本就不只是生物指標,環境、水源涵養、地景維護都算,「但很難量化。」在之後將連續三年舉辦國際水田地景多樣性經營工作坊對話的情況下,未來綠色對地補貼樣貌能否藉此更加明確刻畫?仍有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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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農業對生態負面衝擊?水田工作坊探討生物多樣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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