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十年農藥減半可能嗎？新任防檢局局長馮海東：要改變農民的心

農藥殘留一向是最受大眾關注的食安項目，農藥的使用更與農民的健康息息相關。去年的氟派瑞、芬普尼事件紛紛擾擾，農藥到底該怎麼管，大家才安心？

主管機關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今年一月甫上任的局長馮海東，從研究生時期就投入農藥毒理研究，一路走來已將近四十年。首先要面對的挑戰，就是「十年內化學農藥減半」的政策目標，以及整個社會對農藥使用強烈的不信任感。

開春時節，馮海東接受《上下游》專訪，提出多項今年即將上路的未來新政，詳談分級管理制度的建立、高風險農藥退場、審核機制透明化、農藥標示更詳盡，以及對友善耕作的看法，期盼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創農藥管理新氣象。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A：過去大部分的農藥過量論述，都是跟別的國家比，但是大家的地理條件、栽種的作物、所面臨的問題是不是一樣？我認為所謂合理的量，也許可以推算，但可能不會有一個固定的答案。農藥本來就是一個不得不使用、但是它是最後救命的作法。在植物保護的需求上，前端還有其他技術可以滿足的時候，其實是可以不要用農藥。

有些人蠻悲觀，覺得減不下來，我認為這是心理面的問題，不是技術面的問題。其實要改變的是農民的心。

我個人不太追求要減百分之幾，而是從「減害」的角度去看。我有一年曾經把所有關於農藥的新聞都統計出來，90%都是負面的，大部分都是自殺、殘留超標、魚或鳥死亡。所以要減輕農藥的威脅，這些事件要降低。

農藥裡面有的毒性很高，有的是安全的，只要是植物保護用的藥都稱為農藥。譬如殺蟲劑有一個用很多的就是礦物油，沒什麼毒性，友善耕作可用，如果推廣它，對減量卻是反面的。

農藥並不是十惡不赦的東西，它還是會被需求，只是大家使用要謹慎，讓危害的事情降低，這是比較關鍵的。

A：對，現在用量的統計都是全部加在一起，但其中是有差別的。現在我們會鎖定高風險又高用量的，就是頭號敵人。在這次減量策略裡面有一個工作重點，就是「分級管理制度」的建立。

現在農藥管理有個缺陷，所有農藥的管理機制是一樣的，但實際上裡面有相對安全性高的產品，也被嚴格管理；危害比較嚴重的，也沒有被加強管理。除了劇毒農藥有區分出來，販售和使用規範比一般農藥嚴格，但在一般農藥當中，也有一些不比劇毒農藥安全的。

所以現在想重新分類，把有登記管理的農藥，至少分成三種：第一種是一般農藥。第二種是安全性高的，像生物農藥，看能不能在管理條件上放寬。第三種就是安全性堪慮的農藥，提高拉到另一層去，做一些比較新的措施，譬如要求一律要代噴，農民不能買。

分級制度的目的是，不同危害程度的藥，各自掉到特定的管理機制。危害性嚴重的就被分到最高級去管制，除了對使用者的危害，還有對環境的危害，譬如持久性，像是在土壤中的半衰期等參數，我們會找到一些指標，超過某些量值就要被管制。

分級制度也有一個誘導作用，大家會去選擇管理上比較簡單的藥物，因為比較容易取得，也就是比較安全的藥物。

A：十年來，我們的政策面是要把劇毒農藥全部淘汰，民國90年左右我們已經把極劇毒農藥全部淘汰，劇毒農藥現在也剩下九個而已，81年最高的時候有六十幾個。巴拉刈就是高風險高用量的，所以優先處理。我們還在檢討，說不定今年又會提出針對特定藥物的一些策略。

在淘汰程序來講，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替代方案。以前有個例子就是三苯醋錫，殺福壽螺很有效的藥，當時直接公告禁用，可是福壽螺的防治狀態是真空的，下場就是災難，偽藥充斥，反而更不受規範。

所以一個藥的退場要很務實地去看，它原來的功能性那塊要被填補起來，一定要有一個技術或另一個產品放進去。例如巴拉刈退場，還有嘉磷塞和固殺草也是廣效性，用在紅豆落葉，也有產品可替代。所有愛用率很高的藥要退場，都要經過這個程序。

高風險又高用量的藥其實還蠻多的，要即刻檢討。我們現在跟藥毒所分工，他們比較聚焦在食品安全角度，針對使用範圍廣、農藥殘留監測常常有檢出的，優先去看。防檢局也主動清查，國際上像斯德哥爾摩公約列入持久性污染物、鹿特丹公約的毒性關注物質，或是歐盟、美國確證是環境荷爾蒙的，只要被列名出來，就要去檢討台灣的使用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有問題，會主動評估退場。

我手上有三十幾個藥的清單，有的藥就退場，連殘留容許量都被刪掉；有的是把使用範圍拿掉，可以用的作物變少，譬如芬普尼就是這樣。

最近有在討論的是陶斯松，美國鬧得很兇。陶斯松在台灣也是用途非常廣泛的殺蟲劑，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回顧它的使用狀態，有可能先取消一些它的使用範圍，先把風險性降低。

其他從環境角度或是國際公約角度在過濾的，即將禁用大克蟎。它是DDT的衍生物，斯德哥爾摩公約討論，原則上在2019年全球就會禁用。我們這邊會提早動作，因為盤點發現國內用量不高。

另外譬如含砷的藥，因為無機砷會致癌，如鐵甲砷酸胺、滅紋、甲基砷酸鈣等等，在市面上流通不多，且比它好的藥早就出來了，這類的藥留著其實沒有什麼價值，但會讓別人誤解我們保留了這麼多不友善的產品。

A：像運輸儲存的條件、銷售、使用、可不可以做廣告等等，有很多工具可以用。現在沒有分級，一用就是全部，安全性高的藥就會反彈。

我們正在盤點可行的作法，目前法律允許執行的就先做，必須修法的再來修，因為修法耗時間。譬如促銷行為，目前《農藥管理法》是沒有法源可規範，但是促銷手段種類太多，減價、搭售，這對農藥減量都是負面效果。

A：現在希望先把申報率衝高，目前零售店的申報率有百分之七十幾，盤商大概百分之六十幾。最近要做處罰，沒有按時申報，最高罰十五萬，就看地方政府的執行。

現在販售登記會記錄到賣什麼產品、用途、賣給誰，但是申報上傳的資料沒有逐筆，只有總量，零售是一季三個月申報一次。從總量可以去分析，某個地區的作物類別和農藥使用是否吻合，如果銷量異常就可以去勾稽。不過申報記錄應該更詳細，但是執行先一步步到位，大家先習慣申報。

從零售店往前，中盤、大盤、進口商和生產業者，這部份的勾稽，問題比較小。現在問題是零售到使用者，因為使用者沒有回報任何資料。所以要靠長期記錄，看庫存管理，要去零售點檢查實際狀況，數量跟帳目是否吻合。

A：我也有跟農藥商提到這件事，到底是誰的責任？大部分的業者心態是：你不問，他不會講。在氟派瑞之前，其實我們已經在做國際輿情的蒐集，像速殺氟在登記的時候就有掌握到。這一次可能是有漏掉，就是沒有主動蒐集到這個資訊，當審查人員沒查到，業者又不講，會有這問題。

歐洲葡萄是藥害，就我們長期觀察經驗，台灣的藥害事件很多都不是有效成分的問題，而是製劑問題。平心而論，在藥害這件事情上，業者和官方的關注程度有差異。因為在農藥商來講，萬一產生藥害甚至要賠償，是第一concern（關注）。而官方最關注的是殘留，只要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產生藥害問題的時候，我們是ok的。

原則上會被延伸的範圍，業者都有做實驗，但不一定是官方實驗。我會要求他們補充自己的實驗資料，尤其像跨國公司在其他地區都有做實驗。不能每次都等到要處置的時候，才跳出來說手裡有資料，要先拿出來協助我們做判斷。

A：我們做任何的決策，後面都有一個評估報告，這報告事實上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公開。我已經要求，以後每次做成決策之後都附上評估報告，公開在網路上。內容就是在新藥、新產品以及延伸使用的審核上，官方審查時關注的重點、實驗內容的摘要，我們對這個藥物使用的開放，做決定的基礎是哪些、決定的內容是什麼等等，不是業者的原始報告書。

A：這個事情是我極力在推動的，我在十五年前就提出來了，國際上已經做很多。

去年底我們在開農藥標示管理辦法修法座談會，有兩個重點，第一個就是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的標示，會併進來做同步。以前學名藥標示都是去抄原廠的內容，現在我們認為你要針對你的產品特性，誠實的放在標示上，因為每家的配方會有差別。上面的警告用語和警告圖示，就全部走GHS，FAO（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背景帶繼續維持。這已經跟業界溝通過，大家都同意。

第二個要上標的，就是抗藥性管理。未來會把作用機制的分類編號放在上面，我已經鼓吹了十幾年，這一次應該會上路了。上半年會再開一次會，法規就會預告。要教大家聰明地使用藥物，要不然很多人不懂，不同名字，但其實是相同的藥。

A：民國六、七十年的時候，有些農民還不識字，現在青農多了，即使年紀大的也很多受過教育。早期農藥的知識一直都放在農藥標示，所以會在零售店設農藥管理人員，幫不識字的農民提供資訊。但是業者的角色是要賺錢，管理人員的角色是做正確用藥的指導，兩者利益衝突越來越明顯。

所以第一個要分級，真正風險性很高的藥，要從第一線拿走，要農藥代噴專業人士才可以用，農藥店只能賣風險性低的藥。

第二個，要強化標示，標示內容要增加，受過教育的農民可以自己看。國外的農藥瓶上面標示展開，像報紙一樣。不管你看或不看，至少要告知。

第三個是教育訓練，就是要推植物醫師，讓專業服務團隊進到這個體系來，彌補目前農改場負責農藥教育的力有未逮。他們反映的很大問題就是，出來上課的農民永遠都是那群人，外面農民還多得很，但是你碰不到，所以這農民教育體系是有狀況的。

推動農藥代噴，另一個很大的用意，就是為了建立代噴這個職業，要成立很多訓練機構。等訓練機構完成代噴的訓練後，接下來就可以推動：所有噴藥的人都要受訓，都要證照，看十年之內有沒有辦法達成。最後，沒有證照就不能買藥。

要推動這個需要時間，好多東西現在都不健全，要慢慢建立，最終目標就是所有噴藥的人都要有證照。我常問別人：你放心把這種東西交給什麼都沒學過的人去用嗎？這是核心問題。很多國家都是要有證照才能噴藥，我們落後很遠。

A：今年各個農業改良場有一個示範推廣計畫，會大面積全國來推，就是把現有的IPM概念組合起來，從頭開始帶著農民做，再示範給其他農民看。

很明顯，就過去經驗，我們本來就知道很多藥是多用了，但是怎樣去說服農民，那是關鍵。農民也知道說可以不要用，但是為了安心，他還是覺得那個藥沒有多少錢，就買來用掉。為了破除這個，要多做一些示範，請接受的農民出來現身說法。

今年一月份局裡面在彰化開了一個觀摩會，請一位種菜的農民把藥減到極低，幾乎可以很長期不用藥，再找其他農民去看，大家也都很興奮。他一邊做，也是充滿了懷疑，但是收成很好，他有兩塊田對照，投入的成本差很多。

從這個案例，我個人感覺那個衡量點還是在於「買保險」，就是他花點錢買藥會比較安心，這是要克服的心理問題，要跟他自己長期的經驗去對抗。所以希望多誘導一些人做示範，作物品項很多、每一種都有這個作法。將來這個角色最好由植醫來接手，農民可以獲得協助，就比較放心，不用依賴農藥行。

A：法律已經修正，第一個就是資料保護期延長，原來新藥登記有八年保護期，現在改成十年。第二個，《農藥管理法》第16條，登記滿15年以上的藥，要再申請展延時，要重新檢附毒理試驗資料。以後每個產品只要過了15年，每五年就要評估一次，看是否滿足當時的規定，變成一個動態性的整理。108年年底就會實施。

這對學名藥（註）的廠商壓力比較大，因為他們大部分都不是資料的持有者，當初就是因為沒有什麼規定，就得到這張證就在販售，這時候就考驗這件事情。另外就是對於實驗數據的要求提高，全面對於GLP（優良實驗室規範）的採認會更嚴格。

標示變更上面也會做要求。往後標示的資料，要按照農藥廠自己的終端產品實際做出來的，像是口服、皮膚等毒性資料。這部份GHS允許使用「橋接」的方式，就是用算的去推估，不一定要重新試驗，但已經構成難度。就是要求學名藥廠商自我提昇，不是調一調就賣給別人，你要有產品責任。

註：學名藥：有效成分、劑型、含量及防治對象均與已核准登記滿八年藥劑相同之成品農藥。

A：一月份行政院已經通過，一公頃一年補助五千元。最高期望達成八千公頃，所以一共準備了四千萬可以做這個補助。使用生物資材，包括微生物製劑如蘇力菌、枯草桿菌，天然產品如苦蔘鹼、費洛蒙等等，有農藥許可證的。農民就透過農會用購買記錄去申請，大概今年七月份就會開始。

A：WHO的用意是，抗生素過去用在飼料添加，做預防性用藥，這一點，大家都要把它拿掉。但是在動物疾病治療的方面，還是會需要。

這是微生物抗藥性的問題，怕將來沒有足夠抗生藥物可以使用，動物一旦吃下去排泄出來就到環境裡面，到時候會培養出很多抗性的菌。

台灣也是一樣，要求大家謹慎用藥，飼料添加這一塊逐漸減少，把一些使用方法汰除。今年有一個antimicrobial resistance（抗微生物抗藥性）的計畫，再次評估動物用藥的抗藥性狀況是什麼。以前的評估大都是在畜牧場裡面，或針對動物產品面去蒐集，現在要擴大到環境裡面去了解。其實農業上面的有些微生物用藥，也是進到環境，交互作用是怎樣，我們也想了解。

就跟農藥概念一樣，IPM應該優先。畜牧方面，你不把環境管理好，一直餵牠吃藥，這是不對作法，要改變。飼料添加的抗生素，現在剩下九個藥。會繼續檢討，沒需要的就拿掉，真的危害性很大的藥，連治療的都可能放棄掉。

A：這還是要看我們農業人口結構，如果從很多小農組合起來的農業來講，我覺得要推友善。因為我們學習到的很多會產生問題的機制，都是大量的農業工業化的結果，在國外大農應用的時候，沒有像我們這麼斤斤計較，我們把那些工具弄到這邊來，用得很精緻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就像美國一個農夫種一百甲，對他來講，如果為了保險，多用一點藥，成本增加就不得了，或是超標，整個損失多大。但我們是小農，抓也抓不完。所以我才認為要從心靈改革，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去站崗在每個人旁邊去監督他。

最好是產業結構能做調整，小農就做友善做特色、市場品牌，大農就是餵飽大家肚子，那我們就把指導和管理力道放在這裡，確保安全。當然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大農和小農各有各的適當性作法，不一定要誰跟誰學。像大農如果要做有機，從確保糧食安全角度來講，大家就有點擔心，但是小農心存善念，對環境友善，我覺得很好。我們家的食物，看到有人賣有機或標章產品，都會去贊助一下，但不是非吃那個不可，是一個支持。不然連自己都不支持了，那誰支持啊？

我是認為，不用一些防治技術或方法要經濟規模生產是有難處的，但是那個技術或方法是不是一定是農藥，可以有一些別的辦法。

以前我跑田間的時候，有些園子就很明顯，耕作方式改變，整個生物相就是不一樣。我學昆蟲，年輕的時候，只要在教室裡點個燈坐在下面，那些稀奇古怪的蟲子就自己來了，現在很罕見了。

要改變農藥濫用問題，有點道德重整的味道。對農民來說這是生計問題，經濟規模又那麼小，很自然會被便宜的作法所吸引，比較不計風險。這個要去改，確實有難度。要改，要用盡各種方法，我剛好在這個位置上，也沒有什麼好推托的，要做就跳出來做，能想得到的方法就盡量拿出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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