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三國的外籍勞動力版圖中，移工人數的絕對值雖以日本最高，但台灣對移工的依賴程度卻最為嚴重。當日本與韓國正加速進行制度轉型，試圖透過政府介入與法律規範來落實「移工零付費」及「轉職彈性」時，台灣卻仍身陷高額入境債務與剛性管理限制的雙重困局。
本文從「出國前的負債起點」、「入境後的管理成本」到「薪資加班轉職彈性」等面向進行全面體檢，拆解東亞三國如何在制度的十字路口，決定了移工的命運與勞動力的穩定性。
東亞依賴度之冠：台灣社會每百人就有 4 名移工
日本現今人口約 1 億 2,200 萬，外籍勞工總數約 257 萬人（佔 2.1%）；韓國人口約 5,170 萬，外籍勞工約 110 萬人（佔 2.1%）。值得注意的是，日、韓統計包含了白領專業人才、藍領技術簽證，以及各類多元的在留身分。
相對之下，台灣總人口僅 2,300 萬，移工總數卻已突破 86 萬大關，佔比高達 3.7%。這代表台灣每 100 個人中，就有將近 4 名是移工，依賴強度幾乎是日、韓兩國的 1.7 倍。
更嚴峻的事實在於，台灣的 86 萬移工絕大多數集中在產業與社福等基層體力活，屬於典型的「補充性藍領勞動力」。換言之，若將對比範圍縮小至「出勞力」的人口，台灣社會的結構性依賴遠比鄰國劇烈【註】。然而，台灣在召募制度與轉職自由的保障上仍明顯落後，這也成為 9.5 萬名無證移工難題背後，最沉重的社會代價。
台、日、韓移工條件、待遇比較
兩年前，越南朋友阿國正在計畫前往海外當「廠工」，由於這是一場拿身家來賭的「投資」，他必須審慎地在台灣、日本、韓國之間做選擇。若選擇前往台灣，可能是因為他感到「最熟悉、也最容易進入」，因為村子裡有許多「前輩」都在台灣工作，而且台灣對移工沒有語言要求。
不過阿國必須先向親友舉債、甚至抵押老家的土地，支付給私人仲介高達 6,000 美元的仲介費。這意味著他還沒踏進工廠，就已揹負了沈重的債務；抵台工作後，每個月薪水還得扣除固定服務費，且僅能支領台灣的法定最低薪資，再加上「勞雇綁定」的限制，讓他若遇不公，只能在忍耐與無證之間痛苦抉擇。
韓國實施政府對政府（G2G）的召募模式，排除仲介可能的剝削，阿國只需要支付約 950 美金的規費。雖然負債極低且薪資吸引力最強，但阿國必須先通過嚴格的韓語能力測驗（EPS-TOPIK），這幾乎不可能靠自學，他得前往「韓語培訓中心」報到，並支付幾個月的學費、住宿費、生活費。萬一沒能通過這項通過率只有 20% 的測驗，之前的費用就全數泡湯。即便順利前往韓國，但高薪背後藏著「剛性管理」的代價，轉職規定極度不自由。
雖然日本同樣要求阿國具備一定的日檢（N4）程度與專業技術考試，但在「零付費」原則下，雇主必須承擔移工在日費用，大幅減輕了他的經濟負擔。最讓阿國心動的是，日本制度正邁向「保障移動權」，讓移工有轉職自由，並透過法律強制要求雇主提供母語諮詢與生活支援。
阿國目前已在台灣工作一年有餘，他告訴記者，最後選擇負擔最重、但薪資及轉職自由度也是最低的台灣，是因為台灣是唯一不需要考試、而且等待出國（辦理手續）時間最短的國家。
招聘制度決定移工的「負債起點」
根據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與英國社會企業 Work Better Innovations（WBI）共同發表的《台日韓移工政策比較報告書》，移工在抵達目的地國前所背負的經濟債務，將因各國招聘制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韓國自 2003 年起採取「雇用許可制」（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PS），透過與多個來源國簽署雙邊合作協議，由政府系統化處理召募。這種原則上完全排除私人仲介空間的 G2G 模式，讓移工招聘費從 2001 年的 3,509 美元大幅縮減至 2012 年的 950 美元，有效緩解了移工初期的經濟壓力。
同時，韓國也與越南等移工輸出國建立派遣框架，並由官方對口機構把勞工納入人才庫、安排行前訓練與出境前程序，讓韓國雇主可以在政府系統裡挑選與引進勞工。
日本自 2019 年推動「特定技能制度」以來，已將召募成本明確列為企業營運支出，嚴禁派遣機構向勞工收取仲介手續費，但對於移工抵達日本前的「域外費用」缺乏終端審查能力，這反映出日本雖在主權範圍內推動變革，但要真正落實零負債目標，仍受限於與來源國之間的監管落差。
相對於日韓積極透過政府介入或法律接軌來降低勞工負擔，台灣目前仍高度仰賴私人仲介體系，移工在出國前除了規費，往往仍需向母國仲介支付高額媒合費。這種市場化導向的制度，使台灣移工在尚未領到第一份薪水前，就得先面對因出國開銷而產生的沉重債務，與日、韓兩國正朝向「減輕勞工負擔」的國際趨勢形成明顯對比。
誰該支付「管理成本」？
同一份報告書也指出，隨著東亞勞動力需求攀升，移工進入目的地國後的每月固定支出，成為衡量該國勞權環境的重要指標。韓國目前持 E-9 簽證的移工已超過 33.7 萬人，主要來自與韓簽署協議的 16 個國家。由於韓國移工制度的核心在於「去仲介化」，制度上排除仲介向移工收取「服務費」的機會，管理費用由政府支付，讓移工的薪資能更完整地落入個人口袋。
日本則由雇主承擔管理責任。自 2019 年推行「特定技能」制度以來，移工人數已迅速增長至 38 萬人，其中以越南籍佔比最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每名特定技能移工每月的委託管理費約為 28,386 日圓（折合新台幣約 5,650 元），這筆費用需由雇主支付，體現了「誰使用勞動力，誰負擔管理費」的原則。
雖說日本雇主負有法定的支援義務，但超過 80% 的企業選擇將生活指導、行政手續及投訴處理等「十項支援服務」委外辦理。承接業務的「登錄支援機關」組織形式多元，包含私人仲介、營利股份公司、個人事業主甚至志工團體，但無論形式如何，委託管理費用均須由雇主負擔。
相對於日韓兩國將管理成本納入政府職責或雇主負擔，台灣則依賴私人仲介的體系。台灣移工每月需自行負擔新台幣 1,500 至 1,800 元的「服務費」。這種「勞方自付服務費」的結構，不僅是台灣與日韓制度最大的分歧點，也是國際報告中經常提及的結構性問題。
WBI 執行長凌怡華接受《天下》專訪時就提到：「我做多國比較研究，台灣是唯一有法規明訂移工付服務費給仲介的國家。」（文未完，請繼續閱讀）
招募制度比較：台灣仲介制，韓國政府主導、日本私人派遣公司
台灣法律規定，移工引進可分為「直接聘僱」與「委託仲介」兩種，但實務上超過 95% 均由私人仲介辦理。首先，台灣雇主（如工廠、家庭或農場）向勞動部取得「召募許可」後，委託台灣仲介與來源國的派遣公司對接，並於當地啟動甄選程序。
錄取者由派遣公司負責向台灣駐外辦事處申辦入境簽證，抵台後三日內，台灣仲介必須帶移工完成入境體檢，並於向勞動部申請聘僱許可及向地方勞政機關通報，移工才正式完成法規程序，開始其在台灣受雇主鎖定與仲介管理的勞動生活。這反映出台灣目前形成一套「私人仲介高度介入—跨國連鎖召募—鎖定職類與雇主」的特許市場模式。
日本則是透過「特定技能」制度設計，雇主通常透過登錄支援機關協助移工召募、面試、文件準備與到職後支援，而移工則需通過技能試驗與日語能力門檻，再透過有許可的母國派遣公司安排面試、促成錄用後，企業自身或通過登錄支援機關辦理簽證手續。
當勞雇雙方合意後，會由接收企業提出申請「在留資格」CoE，核發後再由移工持 CoE 向海外日本公館申請簽證入境就業。換句話說，日本政府透過「考試門檻＋申請文件＋法定支援義務」把市場供需制度化，讓雇主與勞工能循一套可操作、可審查的管道完成配對、入境與到職。
韓國使用 E-9 非專業就業簽證，外國勞工需先通過韓語能力測驗，並在體檢合格後被編入求職者名單，由韓國產業人力公團（HRD Korea，隸屬韓國勞動部）管理；雇主則透過公部門就業服務機構選定外籍勞工並簽訂標準勞動契約，之後再由 HRD Korea 對勞工進行入境前後的各種輔導，完成交接後分配工作地點並開始工作。韓國的召募更偏向「考試篩選—公部門名冊管理—標準契約—集中訓練與媒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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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何我們只比較「韓國 E-9」與「日本特定技能」？
儘管日、韓的外籍勞動人口總數眾多，但其組成包含高階白領等族群，就業樣態與台灣引進的「補充性勞動力」截然不同。本次報導鎖定韓國的 E-9 簽證（非專業就業）與日本的「特定技能」作為對照組，主因有二：
1. 這兩類簽證皆是為了應對國內基層產業（如製造、農漁、營建、照護）的嚴重缺工，與台灣引進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的初衷一致。
2. 這些制度主要面向東南亞國家，引進從事基層體力或技術性工作的勞動力，與台灣目前的移工人口結構最為相近。
系列閱讀；
移工政策體檢 01》台灣對移工依賴度，遠高日韓，三國招聘制度大評比
移工政策體檢02》日本移工可自由轉職，韓國高薪但不得轉職，台灣雙軌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