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不公平的賽局》越南老闆改寫遊戲規則：菜價、食安、人地競爭

當「無證移工」（註 1）不再只是在農田裡領工資的「工人」，而是租地經營的地下「越南老闆」，競爭的規則也跟著變了。《上下游》調查，他們不計工資帶頭砍價，也無需背負農藥食安追溯責任，造成三項衝擊：第一，蔬菜價格在供過於求時更容易崩跌；第二，農藥肥料使用與來源管理出現黑洞；第三，租地與搶工使原本就稀缺的土地、人力更加緊繃。

當台灣守法農民需承擔工資、保險、農藥登記與產銷責任，移工地下經營體系則成法外之地，導致成本與責任結構不對稱的競爭，對台灣農民與消費者也帶來具體衝擊。

案例一：移工不計工資、帶頭砍價

去年入冬後至今，氣候平穩使葉菜產量增加，市場均價下探。田間出現景況分明的畫面：台灣農民計算過成本後選擇棄收、直接耕鋤；無證移工經營的田區卻仍照常割菜、裝籃、出貨，降價求售，這種「帶頭砍價」的作法讓台灣農民憤慨不已。

西螺菜農阿迪指出，市場供過於求時，盤商壓價的幅度很大，「台灣農民為了止損，通常選擇不交菜，直接耕鋤。」但無證移工的成本結構不同：採收可以由自己與同鄉工班完成，現金支出較少，價格再低也仍可能「有得賺」。只要他們不停地出貨，市場端就更容易維持低價收購的條件。

雲林青農聯誼會第六屆會長蔡宗瑋補充，在這種盤勢裡，「不退場的生產者」成為盤商能穩定收到貨的來源，台灣農民想靠「減量護盤」拉回價格，效果會被削弱。

案例二：台灣盤商壓價，無證移工利潤反被壓縮

不過阿迪也提到另一種運作：有台灣農民充當「人頭」，替非法移工租地、代為交菜至行口並抽成；以一萬元菜款為例，移工實領八千元、兩成便是佣金。外界常把低價歸因於無證移工們「帶頭砍價」，但在部分個案中，利潤先被台灣中間人瓜分，移工們不只沒有降價，反而是利潤被打了折扣。

地下越南老闆阿文也指出，並非他惡性競爭，而是盤商開價就低，「被盤商壓價、被拖欠貨款是我們的宿命，因為我們沒有談判的籌碼。」

趕著採收變現、錯誤用藥，導致食安黑洞

在利潤極其微薄的情況下，「這些租地的外勞甚至會收割品質很差、應該淘汰的作物」，青農阿和補充，當低價劣質葉菜大量流入市場，引發連鎖效應，會讓菜價崩跌更難止血。新社蔬果合作社執行長李慶國也指出，這些蔬菜多流入檢驗鬆散的傳統市場，在低價誘惑下，收購者難以顧及農藥殘留隱憂，恐將直接衝擊食安。

菜農阿和回憶，去年丹娜絲颱風前夕，雲林菜區曾出現長達半個月的葉菜農藥殘留超標，而且是不屬於葉菜類的用藥，追溯源頭，幾乎都與無證移工有關。他指出，台灣農民多半熟悉安全採收期與停藥規範，但在無證移工的生產鏈裡，若趕著採收變現，停藥規範很容易被忽略；再加上租地、交菜多以借名方式進行，一旦出事，追溯與責任釐清變得困難。

斗南農會精米廠廠長張耀裕也指出，語言隔閡會放大錯誤用藥的機率：農藥標示、劑量、稀釋比例、適用作物與安全採收期都需要理解與記錄；但在地下生產的現場，農藥甚至可能由背後菜販直接提供，缺乏正確的用藥指導與管理。為了避開檢驗相對嚴格的拍賣體系，部分蔬菜會改走傳統市場或餐廳等檢驗頻率較低的通路，形成風險外溢。

不受控管的藥、肥亂象

記者採訪「地下越南老闆」阿龍時，就在他的貨車上看到一瓶裝在舊高粱酒瓶的液體，瓶身僅貼一張手寫「使用說明」的白紙，沒有藥名、成分或肥料登記字號，已涉及違反《肥料管理法》禁止拆封分裝販售的規定，但阿龍表示是「農民朋友給的，說疏花很有用」，也不清楚內容究竟為何。

地下越南老闆阿平則說，他在二崙某家農藥行買藥，不需要出示身分證；而該店家先前受訪時曾強調，「不可能賣藥給無法登記的移工」。這些落差顯示，在制度要求「實名、可追溯」的同時，農業現場仍存在能讓農藥流通到地下生產鏈的縫隙。

地下老闆盲目投入，讓產量調節失靈

除了用藥失準、失控，地下老闆的盲目投入，也讓台灣農業最脆弱的「高麗菜崩盤」噩夢加速上演，年年「紫爆」 的產量調節徹底失靈。

雲林高麗菜農阿明（化名）本身也是盤商，去年因菜價慘跌、大虧數百萬元。他提到元長、土庫一帶有位外號「越南豐」的地下越南老闆，承租約 20 公頃菜園投入高麗菜，採收時不計代價出貨，讓台灣農民很難招架。

台越農民成本結構不同，一個賺，一個賠

高麗菜農蔡先生用數字拆解差距：在雲林種植一分地高麗菜，台灣農民的種植、地租、種苗、藥肥等成本約 2.8 萬元；以一分地產量 5,000 公斤估算，固定成本約每公斤 5.6 元；再加上每公斤約 5 元的專業採收工錢，高麗菜每公斤需賣到 11 元左右才能保本。

對照之下，地下老闆若自己完成主要勞動、省去請工的薪資，每分地成本約 1.5 萬元，換算下來，每公斤高麗菜的種植成本約 3 元；而採收成本甚至可能低至每公斤 1 元。當市場菜價落到每公斤 8 元（8-11=-3），台灣農民每公斤可能倒賠 3 元，地下老闆卻仍有利潤空間（8-4=4）。同一市場上出現兩套成本與責任結構，讓守法者的退場壓力更早、更大。

爭奪耕地資源，土地被重新標價

地下經濟體不僅在末端干擾菜價，更開始與台灣青農爭奪有限的耕地資源。青農阿和指出，地下老闆為求擴張，會高價搶租農地，一分地年租金可高於在地行情約兩成，使部分地主更願意出租給這些異鄉經營者。

青農阿漢補充，地主的選擇不只看租金，也牽涉補貼與認定。近年政府在發放農業補貼（如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與災損補救助時，都強調補助對象應為「實耕者」。對部分長期領取補助的地主而言，若租給懂政策、會主張權益的青農，往往引發實耕者認定與補貼歸屬的爭議。

阿漢表示，移工往往不熟悉補貼制度，遑論實耕者證明，使得部分地主得以「一手收租金、一手拿補貼」。當租賃以口頭或借名進行、實耕與補貼又可能脫鉤，土地就會被推向更不透明的分配方式，讓守法青農在起跑點就被擠壓。

人力被「地下越南老闆」優先使用

勞力同樣被重新分配。阿和提到，雖然千歲團老去，但農村殘餘的中年計薪勞動力，也慢慢被納入地下老闆或新住民的麾下。以地下老闆阿平為例，他除了九人的越南班底，因承租規模大、派案穩定，連台灣農工也願意受其調度，出現「無證移工當老闆、台灣農工領其薪」的現象。

李慶國則觀察到，採收旺季各方搶人時，掌握調度權的新住民與地下越南老闆會先把人力安排給自己的田區或自己合作的對象；台灣農民到了最需要人的時刻，反而更容易「叫不到人」。菜販阿斌也提到，無證移工知道農村「缺他們不可」，在需求最緊的時期更敢調高工錢。對守法農民而言，問題不只在於成本上升，而是採收期一到，能否收穫田裡的作物，已經愈來愈不由農民自己決定。

「恨之入骨」vs. 「非你不可」的矛盾

台灣農村對這群非法勞動力呈現極端的又愛又恨：既視其為救命稻草，又恐懼其蠶食鯨吞。

「他們好像不需要睡覺，」西螺青農吳世彥感嘆，他經常見到無證移工凌晨 3 點彎腰割菜，直至半夜 10 點仍戴著頭燈在田裡噴藥。由於背負著母國老家的經濟壓力，他們超長工時與不挑工作的「飢渴感」，吃苦耐勞的程度確實已超越多數本土農民。

然而，強大的勞動力正是農村矛盾的來源。西螺菜農程小姐形容在地農民的心情是「恨之入骨」，卻又充滿無力感。恨的是他們破壞行情、搶佔資源，但現實卻是農村早已找不到幫工，農民即便再不滿，採收期一到，依然得拿起電話向他們求援，「這是一種不得不的依賴。」

老農廖新居則觀察到，地下越南老闆及其工班們雖然填補了勞力缺口，卻也因「不計工資」的惡性競爭壓低了整體菜價。如果台灣農民能因缺工而減量種植，或許價格反而能回歸合理區間。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當法治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由血汗與地下金流構築的灰色帝國，受傷最深的會不會反而是在體制內守法耕耘的台灣農民？

註 1：台灣對這群移工有各種不同的稱呼，就原雇主的視角來看，他們是「跑了」，因此被稱為「逃跑外勞」；從政府的管理立場，他們離開原雇主後不知所蹤，因此為「失聯移工」；社會則泛稱他們為「非法移工」。

本專題則以國際通用的「無證 (undocumented) 移工」一詞，指稱缺乏合法居留或工作證件者，他們的處境反映出他們違反了行政法，而不是逃逸（污名化）、非法（illegal) 或失去聯繫（ disconnected）；「無證移工」為較中性、精確的法律狀態描述。

註 2：基於新聞倫理，本報導的紀實攝影均以面罩隱去無證移工的面容，因為他們在法律上仍屬易受傷害的脆弱群體；《上下游》致力於揭露產業真相，但不以受訪者的生存代價為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