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條花市裡有一種迷離的光，擴散著，描圖紙也似包圍了我們。隔著這層薄膜望向四周，一切的花卉都成為了綠煙紅霧，輕輕淡淡的氤氳，幾乎就要化在一起，彷彿只是花販口中呵出的一團熱氣，或者嘆息。」
在倫敦旅行的日子，我借宿在朋友的學生公寓裡。這公寓位在地鐵銀禧線末端的史特拉福站，不遠處就是伊麗莎白女王奧林匹克公園，一座為了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而興建的競技場，後來也成為附近居民的日常休憩地點。朋友的香港室友經常去那裡慢跑。
學生公寓裡，每戶有兩間臥室，一間衛浴，一間廚房。大約因為作息本就凌亂的緣故，我在英國竟然毫無時差的困擾，每日照樣在清晨六點左右醒來。起床之後，我總是自己到廚房裡的小沙發窩著，將毛毯裹在身上，靜靜發著呆。朋友在廚房的窗台上擺設了許多鮮花，一束一束插在酒瓶與果汁瓶裡，皇冠似的花，蝴蝶似的花，逗貓棒似的花，以及那些不知何時會開的花。窗外是拂曉的藍紫色天空，冷冽而晴朗。窗台的角落放著一本桌曆，朋友在二月十四號打了一顆星星，我也不曾問她這代表什麼意思。
朋友去學校上課時，我就自己搭乘地鐵四處閒逛，除了零散安排幾個地標，大都沒有特定的目的地。倫敦地鐵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度過戰爭轟炸、恐怖攻擊、幾次火災與水患而依然持續延伸，無數市民每日在圓管狀的隧道——倫敦地鐵因此被暱稱為「Tube」——之間通勤移動，上車下車，並排坐在絨布椅上讀報紙，聽音樂，解數獨，又匆忙又安寧。某天，一個褐金鬈髮女子蹺腿坐在我對面，閉目養神，指尖擒著一枝瘦長的雜色玫瑰，穿一件墨黑風衣，暗紫牛奶絲內搭褲，褲管爬滿了百轉千迴的花蔓。她睜開眼睛，發現我正在看她拎住的玫瑰，於是含笑向我闡釋這花朵的由來：「我買它給我自己。」聽了我也淺淺地笑了。如此自然而然的採購，一個獨自去買花的戴洛維夫人。
公寓廚房的窗台上鋪蓋了一層稀疏的花雪。
朋友說，我們應該為情人節補充一些新的植物。
情人節正好在星期天，午後我和朋友到哥倫比亞路的露天花市買花。我們終於抵達時，花市已經準備要收了，有些攤位幾近售罄，有些花販正在將滯銷的盆栽搬上貨車。倫敦的冬季真是寒冷，即使陽光普照也還是凍絲絲的，整條花市裡有一種迷離的光，擴散著，描圖紙也似包圍了我們。隔著這層薄膜望向四周，一切的花卉都成為了綠煙紅霧，輕輕淡淡的氤氳，幾乎就要化在一起，彷彿只是花販口中呵出的一團熱氣，或者嘆息。在這樣的景象裡，朋友告訴我她深愛的花朵的名稱，「baby’s breath」，嬰兒的呼吸。在台北的建國花市，它或許叫作滿天星，但是在倫敦的哥倫比亞路花市，它是微微起伏的鼻與唇的吐納，一吐綻出一朵軟綿綿的小白花絮，來自襁褓中的娃娃。
在描圖紙一般的陽光裡，我們重新描摹花市裡的鮮花，一簇一簇。仔細一看，這裡的花其實都是台灣常見的花，只是因為改了英文名字，忽然就有了素昧平生的樣貌，並且在異國的光照裡模糊了起來，虛飄飄的，單剩下一蓬一蓬富於色彩的香氣了。據說張愛玲曾經打算撰寫一部英文長篇小說，將蘇青與小叔的戀愛故事從上海移植到香港，標題就訂作《Aroma Port》——芳香的港灣，然而終究僅止於腹稿，沒寫出來。在這花市裡，一座花攤就是一座臨時的香港。眾人在這裡與那裡短暫停泊。
回到學生公寓，朋友發現自己忘了帶鑰匙，只好拜託香港室友下樓幫我們開門。進了住處，我和朋友在廚房的餐桌上鋪墊過期的《衛報》，刪剪枝葉，安插花卉，香港室友在爐台邊烹煮晚餐的火鍋湯底。這香港室友比我們年長幾歲，帶著工作的閱歷與多愁善感的心來到倫敦進修，有點像個容易煩惱的哥哥，三不五時關照著朋友粗枝大葉的生活。也許透過這份關照他也獲得了不少精神的調和吧。我喜歡旁聽他們的交談，時而鬥嘴，時而認真討論事情，諸般隨興對話，總是給我一種天長地久的平安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待在外國，也或許就只是因為是冬天，團圓的氛圍格外迷幻，輕易就將我們籠罩在一派溫馨之中。
爐台上的火鍋咕嘟嘟沸騰起來，蒸散熱香，整個廚房也成為了馥郁的霧都。我們三人坐在小沙發裡，一邊聊天一邊吃晚飯，飯後用筆電看《冰冷熱帶魚》。朋友受到劇情的驚嚇，不斷捂耳遮眼尖叫求救，裹著毯子瑟瑟發抖，我和香港室友隔著她對視一眼，笑了出來，都不去理。
圍爐與電影，花與情人節，就這麼組成東西合璧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