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都是必須在原生棲地才會展露魔法的生物。原野要夠大，才值得小雲雀在空中用複雜如急雨般的歌謠灌溉；枝葉夠密，八色鳥才會用小覆羽燃起藍色光焰點亮底層陰影；樹梢夠高，白面鼯鼠才願意張開翼膜包覆一座山的低語。
有接觸過生態攝影的人大致都會同意，用肉眼和透過望遠鏡頭觀察野生動物是截然不同的體驗。
由螢石、非球面、低色散鏡片組合成的長鏡頭，透由光學計算還原了被距離壓縮的細節：綠繡眼不再只是樹上一片跳動的綠葉，而是春天漸層秧苗繡在一球蓬鬆的棉絮上；大卷尾也從勾勒電線的鬆散炭條變成鑲嵌於田間的黑曜石；就連尋常如金背鳩也能擁有把大覆羽中覆羽小覆羽貼成鱗狀晚霞的能力。望遠鏡頭就像那堵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上的牆，連接著魔法世界。那是平凡如麻雀都擁有拉丁學名，會對你吐露心事的世界。
暫停時空的權力使人上癮
而數位攝影普及後，相機強悍的能力更進一步提升了視覺體驗。人們得以在32000分之1秒的時間標本中仔細端詳一隻褐頭鷦鶯如何在草莖上蹬直雙腿舉翅起飛；林鵰怎麼用微微上揚的指叉撫過樹冠。完全能理解為什麼人們願意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去追求精緻細膩的影像。
暫停時空的權力使人上癮。
只消按下快門便能將眼前事物收為己有，攝影獨特的可蒐藏性予人擁有被攝物的假象，連帶膨脹了拍攝者的權力，因此在嚴肅的攝影討論中會審視拍攝者與被攝者間的關係是否存在掠奪或剝削。然而野生動物無法為自己發聲，於是有一派耽溺於表象驚奇的攝影者便踰越了界線，開始以人工手法介入標榜自然的拍攝。
例如野外常見到數十至上百支長鏡頭三腳架所組成的炮陣，前後高低層層圍繞著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人工造景。通常是枯枝、鋪著青苔的斷木或石頭、撒落花瓣的小水池；再進階一點則會出現假楓葉、假櫻花、迷你鞦韆，配合餌料與喇叭不間斷回播鳥音引誘，等目標鳥上景便高速快門連拍按到底。
只求縮短與自然生物間的距離
為了吸引野鳥而準備的餌料常常罔顧動物福利，這些做法是最為人詬病的，如：用大頭針固定麵包蟲可能導致誤食；魚線綁魚有機會讓掠食猛禽腳爪被纏住；把小魚放入沉水之透明容器，以求預設翠鳥入水位置可能造成撞擊。這都還沒算上長期餵食影響習性、群聚提高傳染病等影響。
更甚者，還修剪巢外遮蔽枝葉以求畫面乾淨，好拍攝「天下父母心」的育雛照。妥妥的科技與狠活。
這套模式也早就被產業化，中國和台灣皆曾爆出有專門提供此類拍攝的鳥棚。業者透過地下管道購入野鳥放到巨大網室中，且依照鳥種不同習性，提供不同場景―有水池可以捕魚或洗澡、有樹枝可以站、有草叢可以躲。場地有一排類似賞鳥牆的區域讓拍攝者坐在後方架設器材，可選擇單次付費或者包月制。為了躲避查緝地點多半選擇偏僻的鄉下，低調經營，要進入群組拍照還有層層審核。這樣的營運模式往往造成野鳥在非法捕捉與運送的過程中死亡，非自然環境圈養可能造成食物單一營養不良，各種干擾緊迫提升折損率，使業者必須時常補充新鳥，形成惡性循環。
流於單純的物種蒐集與炫耀
儘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與《鏡週刊》花了兩年蒐集證據，並於2023年發表了〈你的快門殺了牠〉等系列報導；公視〈我們的島〉也曾製作相關議題影片，民間自主宣導亦未中斷過，如此風氣依舊存在。人們用盡各種合法、非法的手段只求縮短與自然生物間的距離。
1984年愛德華·威爾森提出了「親生命性」假說，認為人類有與其他生命形式相接觸的慾望。某種程度上，此天性可能幫助我們更願意花時間理解周遭自然環境，進而提高生存機率。然而聰明的人類總是想抄捷徑。我們並沒有跨出去，而是把牠們其中一些帶進我們的圈子裡。我們堅持在自己的軌道上與動物夥伴建立關係，而不是在他們的軌道上與之相遇。（註1）
野生動物都是必須在原生棲地才會展露魔法的生物。原野要夠大，才值得小雲雀在空中用複雜如急雨般的歌謠灌溉；枝葉夠密，八色鳥才會用小覆羽燃起藍色光焰點亮底層陰影；樹梢夠高，白面鼯鼠才願意張開翼膜包覆一座山的低語。若一昧追求爆框數毛照，將視野限縮在觀景窗，最後流於單純的物種蒐集與炫耀，便錯失了這些與其他生命共享時光的經驗。
衷心期望有天社會主流的審美能推崇更廣一點的構圖，讓田埂進來，讓農夫進來。而我們在遠處靜靜地欣賞，他們一起在春天裡彎腰的模樣。
註1. 林潔盈(譯)(2021)。《愛為何使生物滅絕？在野生動物瀕危的時代，檢視我們對寵物的愛》台灣：貓頭鷹出版 。(Peter Christie,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