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月光華華,重遊我庄──農村、音樂與運動的交響,來讀鍾永豐《菊花如何夜行軍》

出生美濃菸草家族的客家詩人、作家、作詞人,鍾永豐以《菊花如何夜行軍》書中的篇章,傳唱一曲又一曲的農村變遷民謠。他用生猛有力的文字,刻劃人際關係繁複綿延的客家農庄如何因為農業擠壓政策而產生重大變化,靈動中揮灑真情,泉湧中顯見細膩,邀請所有關懷土地的朋友,跟著菊花一起夜行。

(以下內容摘自《菊花如何夜行軍》一書,由春山出版授權轉載,更多精彩內容請詳見該書。)

農地重劃,整個村子都安靜了

十九歲那年,村裡的農人突然放閒,原本應該布滿田疇的鐵牛、水牛、牛車、拼裝車、農民、農具與土地的撞擊聲,還有人的吆喝聲,換成十幾部聲響猙獰的怪手、推土機。倉皇問父親究竟,他笑笑,冷冷地回說,這就是農地重劃呀!沒說的是,這有什麼好大驚失色的。

那年傍晚,一位沒見過的朋友出現在附近國中的球場打籃球。看起來三十出頭,工業專科學校畢業,一派正經認真的樣子。他把球傳過來向我打招呼,我跳起投籃,問他為何來我們村子。他說他是工地主任,負責這一帶的農地重劃工程。我臉面硬化,激動地問他,為什麼要把農地弄成這個樣子?原來的風景線起落有致,像人的心電圖,現在被你們剷平,脈動停了。

「停了!你知道嗎?」我愈說愈傷心。

「這就是現代化建設,社會的發展方向!你沒辦法理解嗎?」他收起和善的臉色。

我肅穆地看著他滿臉的正義感,想不出任何回應的話。

美濃的水稻秧苗場。(圖片提供/美濃區農會,攝影/劉美禎)

幾秒後我的視線軟了,他可能覺得我被鎮住,他放鬆語氣,接著申論。大意是農地重劃既為了解決耕地面積代代相傳所導致的零碎化、生產規模過小的問題,也為了普及水利設施,擴大灌溉面積,以及鋪設運輸道路,方便農作物的運輸與農業機械的進出。總之,他結辯,經過農地重劃,產量才能大幅提高,農民收益才會增加。

我想回應什麼,但喉嚨卡住,發不出字詞,只能不住地搖頭。我把球回傳給他,轉身離開。那場辯論未曾結束,從此跟著我,變成我的第二個影子。

不出一年,村裡的風景線全改了。開庄兩百年來形成的地景被開膛破肚、夷平,然後田園被整得方方正正、平平坦坦。風景的歷史都被剷除,不再有蜿蜒的田埂,田裡多了好多垂直交會的重劃路。最令我驚駭的是,消水溝──我與童黨玩水中捉迷藏兼牽牛游泳的小河,被剃光了頭,兩岸連綿的灌木叢、蘆葦、竹林及溼地,無影無跡!

夜晚是恐怖的寂靜;茂盛的季節裡應該嘈雜的蟲嘰蛙鳴,全都消音。水泥緊接著氾濫,田埂、土崁、河岸及圳床……,凡是不種作物的空地幾乎無一倖免。「青蛙跳得過嗎?農人放水翻土時,蚯蚓有地方鑽洞嗎?蛇有地方躲嗎?我們還能去哪兒游泳,逃離大人的眼界呢?」我開始覺得遺憾、惆悵。

農地重劃像是一帖強效的鎮定劑,整個村子突然都安靜了,長我十歲左右的種田人紛紛不見了。少我七、八歲的堂姪不斷問我,田裡的蛙、水裡的魚都到哪兒去了?他們釣青蛙的口哨學到家了,怎麼到處下釣,田坵都呆呆的?

滋養美濃田地的水圳(攝影/李慧宜)

縣道一八四的記憶

縣道一八四,更多,是與我父母那一輩農民的關係。

一九四九年始,國民黨政府先是壓低租佃率至千分之三七五,接著用價值高估的國營企業股票強制徵收地主的土地,讓無地的佃農以及生產面積仄狹的小農得以分期承購,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度。但產量的提升需要水利與肥料的支持,於是政府開辦農田水利會,廣建灌溉系統,並透過農會下放化肥。

放到歷史上來看,土地改革的真正意義,是讓政府成為支配農民生產剩餘的唯一地主。當時的做法是一方面高估水利與肥料的成本,一方面壓抑稻穀的價格,再把水費與肥料換算為農民上繳的稻穀量。

於是滿載穀包的牛車、鐵牛車擠滿仲秋的縣道一八四。我是童工,父親讓我爬上穀包堆,增加一點點壓重,隨他前往農會。從慢緩移動的穀包堆頂頭,三米五的高度,我凝視著一幅沉默不安的鄉土。

以低廉的糧食供養龐大的軍隊與市民,只是將局面穩住,重頭戲在後面──發展工業。重點在於低廉的勞工;農村進行全面農地重劃,促成機械化耕作與運輸,大幅降低農地的勞動力需求。七○年代,臺灣踏入出口經濟,在美濃西南邊的高雄港,成衣及電子的加工出口區、石化工業區,片片鋪開。一推一拉,短短幾年間,美濃的青壯人口幾乎被縣道一八四吸光。

但縣道一八四並非歷史的單行道,進城的農村孩子也不見得能忘卻農業破敗、家族潰散的傷痛。八○年代,我就是畢不了業,高中、大學均枉然,最後分發到外島當兵,被海關起來。一九八六年夏,入伍後第一次放假回鄉,走出美濃的客運總站,被強烈的陌生感擊倒。

大街上進行拓寬工程,沿路的老房子被拆成廢墟一堆堆,原本附著在建築上的空間感及時間感頓然頹靡。我站在街上,一時不知如何指揮腳步,又沒有臉打電話請父親來接。我決定走五公里回家。

走到一段上坡路,落日餘暉已盡。菸癮來犯,摸不著打火機,我拐至路旁的土地公廟借火。廟裡香煙裊裊,我向土地公頷首行禮,再借香爐旁的打火機點菸。吐一口煙,看出廟外,路燈接手,迤邐回家的路。我心生羞愧,竟想請土地公關掉路燈。

美濃長輩在田間工作(攝影/李慧宜)

農村中人人有故事

拜訪六、七十歲從沒離鄉的老農民,你得想辦法把有點學術味的問題轉成地方語彙,並嵌入他們的生活脈絡,才勉強不會答非所問。一旦他們講順了,便是一部完整的戰後臺灣農業史。他們大多是長子長媳,在經濟現代化初期撐住整個農業家族;上承父母的權力意志,下對弟妹提供資助,讓他們多念書,以進軍非農業部門,反饋農戶經濟。更重要的,他們接手上輩的祭祀責任與文化慣習,操練不輟,所以是一部精采的農村生活史。

三十歲左右剛從都市回來的年輕農民,身上則有太多未癒的創傷,以及面對未來的惶恐。他們的都市開基夢中挫於九○年代初的泡沫經濟與資本外移,工作、情感及家庭關係上,皆處於困難的調適階段,同時還得忍受鄉人在問候中有意無意露出的訕笑與奚落。他們剛去了印尼、柬埔寨或越南娶親,得熬過一年以上的程序折磨,妻子方能取得來臺簽證。面對訪談,他們眼神飄忽,閃爍其詞。

添富這一代人,最能說故事。他們八○年代中回鄉時正值壯年,正好接上幾個政治經濟契機。首先是臺灣歷經二十年的快速工業發展,積累雄厚,加上臺幣不斷升值,資本的投機化傾向愈形囂張,房地產、股票常一日數市。在地方政壇,老一輩的仕紳紛紛凋零,現代化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又一批批被抽離農村,鄉鎮級政府的領導階層遂成真空。而在遠方的臺北,危機重重的國民黨正拉攏地方派系,以應付黨外運動的挑戰,並活化凋零的統治合理性。添富這一夥人返鄉,炒房地產,玩股票,或搞選舉,皆能左右逢源。

更早,七○年代末,添富在都市打拚,也碰上「黑手變頭家」的好時機。其時,消費市場蓬勃發展,服務業產值急起直追。士官退伍的添富在善做生意的妻子協助下,經營豬內臟生意。他們看好上升的人均肉類蛋白質消耗量,以及蓬勃的小吃經濟,趁勢大賺。

添富的事業不在美濃,可他賺的錢卻堅持存農會。在低調省儉的美濃,每月用麻袋裝幾百萬現金,用賓士三○○載到農會信用部存,黑白兩道怎麼可能不注意?加上他作風海派,樂善好施,又勤於排解糾紛,風聲變傳奇,一下子在地方上炸開。頭人都在探聽,這小子到底什麼來路?錢用布袋裝!添富當上鎮長後,炒地皮的、玩股票的、瘋酒家的,還有混黑道的,前呼後擁,夜夜都是資本助興,人生狂歡。

時代儘管在變,三個主題──學歷、離鄉與階級爬升,倒是歷久彌新。添富講發跡史,眉飛色舞,提到考試失利便黯然神傷。添富是國中第一屆,畢業那年,他考不上體面學校,被押去念免試又免費的陸軍士官學校。「那有多丟臉你知道嗎?」添富說他每次放假坐巴士回家,都要算好時間,天黑後進村。下車後他脫掉軍靴,拎在手上,躡手躡腳,走田埂回家。「大路不是我們這種讀書不贏的人做得行的!」多年後添富的羞辱感仍刻骨銘心。

《菊花如何夜行軍》書封(春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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