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法爭議持續延燒，動保團體今天召開記者會，再度抨擊修正案讓「非營利自用」的原住民狩獵行為合法化，在傳統部落約束力變弱、海產店、走私等市場經濟影響下，難以相信原民部落可約束族人兼顧保育和自用，進行狩獵。
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陳添喜更提出多個法院判例提到，部分原民不是只捕一、兩隻，而是十幾隻，「這真的是自用嗎？」對此，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不解，「為何保育團體要將『自用』二字上綱到無限度捕獵，甚至放大個人脫序行為，來否定整個原民狩獵文化以及自我管理的權利，這樣該如何對話？如何讓原民有重啟集體約束的機會？」
原住民狩獵應尊重 但應細緻討論立法方式
上週四立法院一讀通過《野保法》修正案，除傳統文化和祭儀活動所需，原住民可進行狩獵外，非營利自用者未來也受保障範圍，三讀通過後可望合法，也就是說類似年初的布農獵人王光祿一案，獵捕山羌、山羊供母親食用，不再被歸為違法行為。
不過「非營利自用」一詞始終令動保團體擔憂，自用如何定義？怎麼管？如何避免以自用之名規避商業販售之實？都應先檢討才能修法。海龍王愛地球協會副理事長林于凱表示，多年來原漢文化相互融合、山產店進駐各部落等現象，若要修法恢復原民狩獵權利，也應該是漸進式，而非如此一下子放寬。
屏科大野保所教授陳添喜表示，103年台東地方法院有一案（偵字第1410號）三位被檢察官提起公訴的原住民獵人，不但不在部落的獵人名冊中，狩獵領域和狩獵物種還超過申請範圍，而近10年來他整理地方法院判例還可見到，有的原住民一次獵捕十多隻，因此《野保法》修正雖回應了原住民基本狩獵權，卻沒有細緻討論該如何管理不受控制的部落個人。
陳添喜說，美國也有用法律保障原住民狩獵行為供生活使用、甚至允許印第安族可「以物易物」，但這都根基在具有長期科學監測數據和良好管理上，在美國，以生活在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族為例，他必須是整年都待在阿拉斯加，確定其沒有到外地從事商業等其他活動可能，可因「生計」的需求進行獵捕。
聚焦草食獵物和原民自治 才有對話空間
屏科大野保所所長黃美秀認為，台灣應盡快建立野生動物監測系統，否則在缺乏實證資料下，很難確立原住民的狩獵方法真的具有生態智慧和永續性。
黃美秀解釋，野生動物族群量會受到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因素影響而變動，我們建議應配合使用現代科技持續監測野生動物的數量的變化，並定期分析狩獵活動對動物族群的影響，以作為管理制度檢討及修改的依據。
黃美秀說，當前提的監測資料建立起來後，需召集各地方原住民族自治團體、地方政府主管機關、野生動物學家等人一同訂定該區域的狩獵管理細則，並定期檢討兩個關鍵資訊：實際獵獲量和族群波動趨勢，否則短期內不應採取「備查」作法，應待該地區動物族群量波動監測資料充分後，再考慮採行備查制。
黃美秀舉例，根據2003年她在玉山國家公園鄰近區域訪查13個部落資料顯示，1939年到2000年間共有174隻黑熊遭到獵捕，有9成6比例是因為原住民想獵捕山羌、山羊等獵物而誤殺了黑熊，而其中有3/4是吊索導致，而非此次《野保法》禁止的獸鋏，可見修法方向可議。
不過山林觀察電子書─「紅檜、水鹿與獵人」作者蔡日興認為，黃提出的數據有很大爭議，忽略該時代漢人大肆開發森林，建築林道濫伐天然檜木林，導致原住民過度狩獵的背景，而現今絕大多數部落已被遷至山腳下，而林道崩毀也導致狩獵行為集中往部落附近的相對淺山區域，所以狩獵對黑熊的威脅程度，其實已遠不如1989年林道仍在運作時期那麼險峻。
蔡日興說，此次原住民恢復合法狩獵的標的物種是草食的水鹿、山羊和山羌，動保和原民兩造應針對這部分進行討論或調查，才能讓對話有所交集。
原民團體：認可原民狩獵權 法條細修
Savungaz Valincinan則說，部分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部落，像位於台東縣的卡地布部落不但自主建立嚴格的狩獵公約，甚至還主動將該公約拿到市公所和官員溝通，因此動保團體不應再糾結「自用」一詞，而是先肯認回復原民狩獵文化的權利，再坐下來好好談如何約束部落脫序個人的過度捕獵行為，以及強化、重建部分已遭文化裂解的部落。
參與《野保法》修法的立法委員孔文吉說，當日立法院修法通過時，有另加一個附帶決議，那就是五個月內農委會需召集原民部落、動保團體、原民會等相關單位團體，研擬更細緻的「原住民族狩獵辦法」，非營利自用、部落自主管理等規範都需在該辦法中定義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