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喜歡蒐集東西，分類、標籤然後展示出來，並且渴望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如同當時林奈的「二名法」…
在做標本時，我喜歡藉故溜進標本典藏室，那裡有股獨特的氣味，那氣味具有成癮性。為了尋找氣味的來源，我大力嗅聞著，以鼻腔確認檜木櫃子、除蟲藥劑、空調管線，以及許多標本，但始終找不到這股鮮明氣味來自何方。
博物學的氣味。
在走出典藏室的幾分鐘內，還能以想像回顧那氣味。既神秘、龐雜又有秩序，基底是靜止而乾淨明亮的陳列，餘韻是曖昧的憂鬱與悲傷。
人們樂於藉由博物學展示自己，而非所展示的對象。
那氣味，不知怎地，時常讓我想起《亞特蘭提斯：失落的帝國》這部動畫電影中反派角色洛克說過的一句話：「如果博物館把他們搶來的東西全都還回去，那就只會剩下一棟空蕩蕩的房子了。」
對於一個將博物館視為神聖場所的小孩而言，這句話使一部冒險動畫成為一道被殖民主義壓得沉甸甸的疑問。
該如何面對博物學中所包含的細微尖刺？
萬物皆有細刺。那細刺像做標本時會不小心紮進指尖裡的竹籤的細小纖維，默默卡在肌膚與肌肉之間，直到你握筆出力時才扎進心裡。
這或許是很個人的悲傷。博物學已不再是老普林尼心目中那個包含著神話、巫術與各類迷信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了。十九世紀後，隨著「自然」的範圍在科學的定義中逐漸擴展，「自然史」愈趨狹隘，遙遠神秘的東方群島，在地圖上以西方文明的辭源命名；博物館被建在首都，不只滿足了人們那比好奇心更加強烈、宛若原始愛慾的探索慾望，也成為國家展現權威與科學發展的象徵。
現在，也成為展現個人──不再只屬於歐洲貴族──的象徵。人們喜歡蒐集東西，分類、標籤然後展示出來，並且渴望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就如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當年為了能更有效率地為植物進行科學分類而使用的二名法。這種簡潔的展示方式使其中的殖民主義氛圍不再限於國家政策，不只藉由標本也透過影像，漸漸地，人們樂於藉由博物學展示自己，而非所展示的對象。
對於典藏室之外的人們，博物學的氣味永遠都是無法被先驗的
在寫標本籤時，我偶爾會感覺自己像個緬懷過往的悲哀老人。文字在此時像一道國界把連綿相繫的文化群落分開，我擔憂此刻寫下的「蘭嶼角鴞」會使達悟族人心中的「嘟嘟霧」在飛抵觀看者眼前滅絕，如同人們曾經瘋狂地爭奪稀有的動物標本，使最後一隻大海雀在被剝製、以高價出售之前，大海雀早已滅絕了。
我知道博物館並無法真正「搶奪」什麼東西，「生態」與「文化」也不會為自己的消亡而悲傷，是意義詞條的漸趨簡短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人們開啟認知世界的方式。文字可以縫補缺口，但文字卻也註定是有限的。無論我使用再精闢的詞彙，對於典藏室之外的人們，博物學的氣味永遠都是無法被先驗的。
之於我，這便是提筆在標本籤上留下姓名的意義之一。如果還能為historia naturalis的historia保留一些希臘文原意的解釋──經由探索而獲得知識，那便是藉由文字與心流，將其典藏於身外的他處與自身體內。讓自己也成為標本的一部份；讓那些科學語言以外的，以另一種方式被記得。
沒有標本是真正永久的，而我以為，在典藏室之外，若有什麼是更值得被收藏與陳列的，那或許是如候鳥的遷徙線ㄧ般，讓自己成為一條終將腐朽，卻能為世界所撥動的弦，並將這股historia的旋律共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