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冠上》裡，人類的問題終究還是只有人類才能解決，而達拉的個人心理難關也只有他自己能戰勝。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解答，當人類融入自然，不再以萬物之靈自居時，我們也許能找到人類永續在地球生存的方法。
也因此，接著我想分享的第二個主題是：人與自然的相對位置。
雖然自然寫作的主體很大一部分是自然萬物，但許多作品真正反映的其實是人的生存，以及人相對於自然的位置。人類歷經文明發展，從臣服自然，探索自然到如今的征服自然。我們跟自然之間的相對位置其實一直在改變。
很多自然寫作的作者顯然相信，在生物演化的路上，人類只是與其他生物結伴而行的旅人，為了跟自然同步，人類的一個選擇是把自己跟自然重新結合在一起，放下萬物之靈的想法。這點對演化生物學的研究者來說，其實是很自然的觀點，瞭解大自然愈多，愈感覺自己能夠控制的自然很少。也許好萊塢的電影給我們一個錯誤的刻板印象，讓我們以為控制生命，調整自然已經十分簡單，就像電影裡的科學家那般厲害。但事實上，我們的確知道了一些，但離掌握，還很遙遠。
除了單純引發共感，也希望能夠引發具體的行動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我們最好要以永續經營並且適度保存的態度來面對大自然。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多數人類面對自然的方式，是掠奪且貪婪的。自然寫作很多時候的主題，正是想要去回應出人類的這種態度，並希望能夠修正它。
事實上，自然寫作除了單純引發共感，有時也希望能夠引發具體的行動，這似乎有時也成為了當代自然文學的一個寫作動機。譬如我們看到《樹冠上》的人物為了救一片古老樹林，其實可以對照到北美洲森林砍伐的現況，而達拉則早已是一個著名的年輕環保鬥士。
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鮑爾斯和達拉在書中有這種意圖，但他們用的方式很不一樣。達拉從日記文學的形式，靠著自身強烈的個人魅力與文字美學來感召讀者，但這種感召可能只能在部分讀者身上產生比較強烈的影響。因為荒野與個人之間雖然有基本的連繫，但似乎有強有弱，這樣的強度顯然與成長經驗有關。許多人跟達拉不同，從小並沒有接觸荒野，因此對荒野的共感力就沒有那麼強。我想到自己，除了童年的那條小溪，後來是因為加入了登山社，在臺灣的山裡走盪，才發展出這種強烈的連結。
而鮑爾斯顯然比達拉更有企圖心，他想感染更多人，包含那些可能本身與荒野的連結沒有那麼深刻的讀者。因此他選擇了小說的形式。這也讓我特別關注《樹冠上》的森林生態學者派翠西雅的角色。
植物之間的防禦信號和親屬識別信號
喜歡《樹冠上》的讀者，想必都會去調查鮑爾斯的生平以及之前的作品。我們很快都會發現鮑爾斯具有理工科的背景，也因此科幻題材經常進入他的故事。鮑爾斯曾說過：世間最精闢的論點也改變不了人們的心意，只有精采的故事才辦得到。而鮑爾斯想描述一個「樹木與彼此、與人交談」的小說。因為我自己也在從事科研工作，因此覺得小說出現一個科學家，能夠代表科學的權威，是很合理的安排。雖然派翠西雅在小說裡是一個非主流的學者，但無損她的科學專業素養，這樣的對比可能是鮑爾斯的刻意安排。
現實世界中，派翠西雅的原型蘇珊．西摩德（Suzanne Simard）博士，是一個在1997年以博士生的身分在頂尖科學研究雜誌Nature發表論文的厲害人物，這篇論文闡述了植物之間藉由土壤中多樣的真菌菌絲進行跨物種的交流，以及面對蟲害，或是分享養分等等。
我想擷取一段耶魯大學環境學院2016年訪問蘇珊．西摩德的對話，因為這和鮑爾斯創作《樹冠上》的目的，也許有著有趣的呼應。
耶魯大學：
妳曾談到，當妳在1997年首次發表關於樹木互動的工作時，當涉及到植物時，妳不應該使用「溝通」（communicate）這個詞。現在妳毫不掩飾地使用森林智慧和母樹這樣的詞彙。妳是否因此而受到批評？
蘇珊：
批評可能比我聽到的要多得多。我一直非常注意遵循科學方法，並非常小心地不超越數據所顯示的內容。但是，當你意識到那種傳統的科學方法只能走到這裡，而且森林中發生的事情比我們用傳統的科學技術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時，就會出現問題。
對我來說，使用「溝通」（communicate）這個詞彙很有意義，因為我們看的不僅僅是植物之間的資源轉移，還有像防禦信號和親屬識別信號。植物的行為，發送者和接受者，這些行為都是根據這種交流或它們之間的東西的移動而改變的。
此外，使用這個詞彙，可以讓人類可以更好地與此現象關聯。如果我們能與它連繫起來，那麽我們就會更關心它。如果我們更關心它，那麽我們就會更好地對應我們的自然景觀。
作為嚴謹的科學研究人員，在闡述科學結果時，需要十分小心注意用詞。尤其是要避開以人類本位主義的視角來詮釋結果，這種嚴謹的態度甚至瀰漫在科普的過程裡。然而，這樣的嚴謹，有時也可能減緩了科學知識的散播。也因此，西摩德博士轉變了自己的態度，開始用比較擬人的詞彙來描述樹木之間的交流，只因為她希望能喚起大眾對森林的關注。
對那些沒有真的進入荒野的人，喚醒了荒野之心
和鮑爾斯異曲同工之妙之處在於，鮑爾斯為了喚起更多人對森林的關注，因此選擇了小說這種創作。《樹冠上》作為一本小說，不僅成功用文學的方式捕捉到人類與荒野間的潛在連繫，更成功強化了人對荒野的連結。
從《樹冠上》的推薦短語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影響了一些有力人物。
「它改變了我看待地球與我們置身其中的關係，並且改變了我看事情的角度，這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巴拉克．歐巴馬，美國前總統
「這本是我近年來讀過最獨特的小說之一，讓我想更了解樹木。儘管書中對保護森林採取了極端的觀點，我仍然被每個人物的熱情打動。它改變了我對樹木的看法。」──比爾．蓋茲
這對鮑爾斯的目的來說，是很成功的。對那些沒有真的進入荒野的人，喚醒了荒野之心。從這裡也可以證明鮑爾斯小說技巧的影響力。他很明白知道自己這本創作的目的，以及想要宣揚的哲學，他熟知心理學，想要促成人們的行動。
他曾在訪問中說到：人們改變思想很少是因為邏輯和智力的說服。反而是需要情感的催化劑，一種強烈的情感體驗。用一部藝術作品來為樹木創造意識，讓樹木這種與人類生活時間框架差別巨大的陌生生物，看上去像是人類自身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科技的進展似乎無法保障所有人的生存
自然寫作的內容，不論是鮑爾斯的小說，還是達拉的日記，事實上核心都沒有脫離人類的世界，這對我來說很有意思。仔細想來，書中的植物與動物，雖然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它們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它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在定義人類本身的存在，為我們指明方向，賦予我們意義。
《樹冠上》裡，人類的問題終究還是只有人類才能解決，而達拉的個人心理難關也只有他自己能戰勝。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解答，當人類融入自然，不再以萬物之靈自居時，我們也許能找到人類永續在地球生存的方法。從大至很多人的社會，到小至一個人的內心。
這也引導到我最後一個主題：自然或自然寫作將我們帶往何方？
首先，請大家看一下底下這些簡單的數據。
201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 70 億，2070 年100 億。而地球煤礦存儲僅剩約 100 年，石油與天然氣則是 40 至60 年。
看到這些數據，我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感受，尤其是人口數量。我個人覺得很可怕。因為我們都知道，一個人類，在他存活的一輩子裡能做的事情有多少，消耗的資源有多少，影響範圍可能多大多廣。
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會承認，不論是否明說，我們的科技日益發達。醫學、生物科技、太空科學等等，都讓人對於人身為地球主宰這樣的敘述，抱持著信心。但同時，我們也不斷看到讓人困惑的新聞，譬如極端氣候、未知病毒、食物短缺的現象。
為什麼？科技不是已經很發達了嗎，為什麼我們眼前卻好像一直會出現新的生存威脅和問題？
其實我們清楚知道，只是不敢說出口。科技的進展似乎無法保障所有人的生存。地球或自然似乎有其運行的道理，我們總還沒參透的道理。
這也許是必然的，對生存的焦慮不是來自於戰爭，或是他人的迫害，而是來自不可預測的自然，那個其實我們一直無法真正征服的自然。基於這樣的焦慮，自然寫作的影響力可能會愈大，因為它將我們帶往的，我想就是對「征服自然」這樣看法的質疑與反抗。此外，除了像鮑爾斯用虛構的故事來啟動情感的共鳴，自然寫作也將鼓勵人們接觸自然與荒野，因為像達拉的日記作品，裡頭的內容都是在行動之中，也就是走入自然才能產生。我們也許會重新回到過去的年代，不再是把自然關在生物課本或生態課本裡，而是走入自然之中認識自然。
另外，很明顯的，鮑爾斯經過科學訓練，所以他明白自然寫作有一個特色，對生物正確的觀察，才能呈現出自然的美感。你不能單靠想像就去虛構實際生物的行為或生長方式。
吳明益老師曾提過，生態文學受到歡迎的原因在於：文本表現出來的文字技巧，知性書寫的特質，這使其與其他文學次文類有著形式上的異質，並產生了獨特的美學效應。
自然寫作所捕捉的其實是人類的平凡
這最終帶我們通往一種知性的閱讀，在美感中習得知識，這是我覺得自然文學很吸引人的地方。在《樹冠上》，其實也不乏記載了一些知識，達拉更是藉由優美的散文，告訴你許多動物的習性與外貌。
所以最後我可能也想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補充一個兩本書沒有觸及的自然文學或者說自然書寫的類型之一。那就是非虛構的科普寫作。
既然自然文學部分獨特的美感來自於知性，將自然知識普及就成為現在，自然文學賦予我寫作的動機和意義。於是我目前致力於去轉譯科學研究，用我自己的風格，自己的方式，而且有意思的是，為了讓作品能「吸引人」閱讀，我也得像鮑爾斯一樣，西摩德一樣，必須花費很大的精力去想如何溝通。
有時候我也想，自然寫作也許是人類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一個策略，它所捕捉的關於人類的面向，不是人類的強壯，而是人類的平凡，依賴其他物種而生，甚至被其他物種的存在與互動而定義。
人類也許可以如同隕石一般毀滅自然，事實上這對我來說更是一種證明，人類與自然萬物間的連結，如果我們跟其他生物沒有關聯，它們又怎麼會受我們影響呢？
召喚人們的荒野之心
最後，我想下個小總結。從工業革命以來，人們開始有本事跟大自然對抗，並且為了生存，試圖去征服自然。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隨著科學與醫學發達，人口增長，人類自視為萬物之靈，並逐漸認為已經征服自然或是自然是可以被征服。但當代的自然文學，顯然不這麼認為，它召喚人們的荒野之心，試圖改變人類現代主義中的自我定義。
自然寫作作為時代的剖面，它用獨特的文字藝術喚起每個人心中對自然的連結，然後反思人類與自然的相對位置，人類是否是萬物之靈？進而產生了當代人類對於征服自然的疑問。
自然寫作將帶往我們去的，我想是讓人類主動思考如何永續生存的難題。
對研究人員來說，我們可能就是一直做研究一直做研究吧。
最後的最後，藉由達拉日記的一段話，也許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樹冠上》是本有感染力的小說，因為只要有荒野之心的人，應該都曾經想過：如果，樹能說話的話，它們會想說什麼呢？
我躺在地上，仰望一棵橡樹的枝枒。斑駁的陽光穿透樹冠閃耀著，葉子低聲誦唸古老的咒語。在其有生之年，這棵樹扎根於我永不知曉的景色與音響，曾目睹滅絕與戰爭，愛戀與失喪。但願我們能翻譯樹木的語言──聽它們說話，瞭解其故事。它們款待了數量驚人的生命：成千上萬的物種藏身於這雄偉的內裡、表面和底下。我相信樹木跟我們一樣，或著應該說，它們激發了人性較美好的部分。要是我們能像這棵橡樹一般，與自己的生態系息息相連就好了。
—《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達拉．麥克阿納蒂，楊雅婷譯，〈夏〉P.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