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少大花咸豐草可以玩了,他們枯萎成乾癟而了無生氣的樣子(攝影/AZMOM)
越來越少大花咸豐草可以玩了,他們枯萎成乾癟而了無生氣的樣子(攝影/AZMOM)

我所關注的環境課題:離開之後的故事

環境對我而言不是一個二元的框架。反而更像是各種自然與非自然的因素交織於一個人身上的動態過程,關於社會、環境議題、生計以及經濟發展,都應有更彈性開放的討論空間,辨識出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結構中設下的陷阱,並且體認到以各種方式耕耘土地的不易,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條人與環境共好的道路。

我向來不擅長自然生態相關的活動,除了國小二年級時為了校務評鑑製作的校園植物說明手冊以外,幾乎沒有再認真辨認過每種生物的名字、習性,自然也對自然書寫非常不在行。但我血液裡隱約流動著一股力量,叫我回溯童年的經驗,叫我為那片從八歲起,便認定為第二個母親的土地寫點什麼。

一、 大花咸豐草

大花咸豐草在鄉村不是少見的植物,通常生長在路邊,或是久未除草的田裡。國小位處田園間,下課時間總有機會將他的種子摘下,和同學互相丟擲玩耍,他簡單的外型加上易取得的特性,在我童年烙印下一道獨特的風景。

如果到田裡幫忙可就不那麼有趣,穿著工作用的雨鞋踩過高度及腰的雜草堆,最後總會落得滿身扎滿了大花咸豐草的種子,在艷陽下一邊工作令人感到煩躁,而種子分散在全身上下,需要一點一點慢慢摘除。

我的父親鮮少噴殺草劑,他寧願每個月用除草機除草,也不想要殺害無辜的生物。「我想留給後代一片乾淨的、種得出食物的土地。」他這麼說。我們坐在香蕉樹的大片枝葉下乘涼時,他會說起他的父親和祖父。從前,當他看到鳥在吃果實,而心急地想把牠們趕走時,他父親只是平靜地坐在一旁說,收成雖然不多,但總也要留一些給鳥吃呀。

縱使如此他們仍舊不是主流媒體中,那種轉型成功或是堅持有機的模範農民,頂多只能少用化學肥料,但由於習慣還有不夠充足的資本,始終沒有考慮爭取有機認證的可能。

步行往學校那條十分鐘路程的鄉間小徑,到我高年級時,越來越多人捨棄傳統的竹筍、稻作,轉為種植經濟作物。而沿途,也越來越少大花咸豐草可以玩了,他們枯萎成乾癟而了無生氣的樣子,我問父親那些農民明知會傷害環境,為什麼還要用殺草劑?「方便啊。」他說。

「也有可能是他們已經毫無選擇。」他神情平淡地回覆我,我們坐在凌晨五點的小發財車上,手搖式車窗半開,道路兩旁的草香飄進車內。

自從臺灣米不再有過往的市場以及競爭力後,許多農民轉作經濟作物,然而搶種的結果往往是導致市場崩盤,不熟悉技術、不理解市場走向的情況下,農民也跟隨著市場的邏輯希望獲得更多利潤,甚至期待跟新自由主義化的國際經濟接軌。縱使待在第一級產業,每個人依然都期待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於是只能用最快速、最方便的方式整理農地,以便趕快種下另一批新的作物。

不然,就快要跟不上這個社會了。

二、 水圳

從我有記憶以來,地母娘娘廟前的那條水圳裡的水就是污濁的,父親說以前不是這樣,是六輕將乾淨的水挪去工業用後,才變成如今的樣子。

比起設廠在地居民的抗爭,六輕好像是一件離我們很遠的事情,經濟發展與環境正義也似乎一直是難解的問題,就如同愛土地的農民使用農藥,每種決定都有背後的逼不得已與獨特的脈絡。

但這不足以成為拒絕溝通或是聆聽不同階層想法的怠惰藉口,特別是在國中地理課堂上聽到老師說:「農業當然很重要啊!但農業產值最低所以我們要先犧牲他。」或是後來到都市求學後,某些科技新貴的子女對耗水耗電的高科技產業的無條件推崇,我總是有一股隱隱的憤怒,或是悲傷,更自責於我竟然沒有能力多為我的家鄉說點什麼。

「糧食、蔬果?進口就好啦!進口的還比較便宜!」「為什麼要種田,明明就可以去選擇更高薪的職業不是嗎?(就算賠上生命也沒關係)」離開農村後的日子聽過太多這類言論,我會想起家鄉那條曾經供養了沿路田園的那條水圳,他那不起眼的名字,好像也象徵著在這個小山村裡被禁聲的農民,他們大多數人不曾參與抗爭,更沒有能力拿到麥克風、寫社論,只是邊抽著菸邊感慨著環境被破壞,不似從前,隔天再凌晨起床去跟田邊農友借水井抽水。

課本上教我們要關心環境,卻沒人關心與環境最親近的這群人。

曾經供養了沿路田園的那條水圳,他那不起眼的名字,好像也象徵著在這個小山村裡被禁聲的農民(攝影/AZMOM)
曾經供養了沿路田園的那條水圳,他那不起眼的名字,好像也象徵著在這個小山村裡被禁聲的農民(攝影/AZMOM)

三、 休耕鳳梨田

雖然住在農村超過十年,真正讓我感受到被土地擁抱的經驗卻是一次與鄰居夥伴相約的玩耍。那時,土地公廟的祭典剛結束,一堆裝飾用的花束被丟在廟外的金爐邊,另一旁放眼望去是無邊無際的鳳梨園,因為正在休耕而充滿了被翻鬆的土壤。我們突發奇想,想將手邊的花插遍整個鳳梨園,因此脫去鞋子,恣意在鬆軟的土上奔跑,跑到摔跤也不會痛,撥去身上的泥土又可以繼續向前衝。

那是一種被自然環抱、關愛的感覺,泥土的香氣透入肌膚,汗水滴進土地,成為循環的養分,不需要連鎖商場中的塑膠玩具,手邊的花草樹木收集起來就是最好的童年記憶,而我們也不會害怕那些田裡的小蟲,牠們是一起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夥伴。

父親說種鳳梨要用很多的農藥,對於地力的傷害很深,種過鳳梨的田幾乎數年內無法再種其他作物,可能也是因此土地公廟邊那片鳳梨園才經歷了那麼全面的休耕。

那時我們在夕照下一路打鬧回到各自的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富足。但緊接著我們上國中,各自到了不同的學校求學,再也沒有一起相揪出來玩。我也只有晚上回到農村,家好像成了一個僅供吃飯睡覺的場所,跟土地的關係只是偶爾吹著帶滿草香的風,倚著水圳邊的欄杆,望著夕陽掉到竹林的另一頭。

鳳梨園接著緊鑼密鼓地開始種下新一批作物,我們也奔往都市,被打造成整齊劃一、毫無情感的讀書機器。時間總要前進的,繼續為了生計奔波、繼續為了出人頭地熬夜苦讀焚膏繼晷。但除了前進真的沒有其他答案了嗎?

四、 作為一個奔往都市的農家子弟

離開家鄉生活了四年,我其實一直都有自己離開土地的焦慮,以及對於自己沒辦法回應土地的愧疚。

高中第一次到都市生活,過了一個月後我想起我的生活中見到最多的生物是人類,竟然覺得有點害怕、想哭。路邊也不再有野花野草,取而代之的是排列整齊、有人定時修剪的行道樹。偶爾教室遇到昆蟲,同學會尖叫著躲到我身後,並困惑我為什麼只將牠們放生而不是殺掉。

我們在明星高中的課堂上讀自然文學,我們在有冷氣的教室裡討論環境正義。但我一直清楚自己離土地越來越遠,這使我擁有強烈的負罪感,好像只有在田地裡流汗才算是關懷土地、回饋土地的方式,而學校總是耗盡一切力氣鼓吹我們往社會的核心移動,在此中的拉扯,我至今仍沒有想到比較好的調適方法。

環境對我而言不是一個二元的框架,不是媒體說的「有機很美好,慣行農法很落後」,也不是社會主流用產值定義每種環境工作的粗暴想像,反而更像是各種自然與非自然的因素交織於一個人身上的動態過程,關於社會、環境議題、生計以及經濟發展,都應有更彈性開放的討論空間,辨識出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結構中設下的陷阱,並且體認到以各種方式耕耘土地的不易,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條人與環境共好的道路。

Brouno Latour在《著陸何處》一書中,提到「在地」可能是解決全球與本土、發展與落後二元向度的可能方式。對我而言,在地代表的可能是看見不同人與非人行動者在自然中扮演的角色,嘗試放下對於當前經濟發展框架的二元想像,深入體察每個在環境中掙扎的個體,看見微小的環境變化對於生物帶來的巨大轉變,同時,不陷入本質論的理解與判定,進而逐漸找到行動者在不同環境議題之中的能動性。

將在地意識的書寫當作一種抵抗策略,或許是我少數能做的事情。

鳳梨園接著緊鑼密鼓地開始種下新一批作物,我們也奔往都市(攝影/AZMOM)
鳳梨園接著緊鑼密鼓地開始種下新一批作物,我們也奔往都市(攝影/AZM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