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宥茹)
(圖/黃宥茹)

如果不必離開

想要慢生活、喜歡種田、想要照顧小孩……各種不同的原因構集成了他們留在這裡的理由,而我看見的或許是比都市更強的人際網絡、社會信任,以及災害韌性,總會有人願意留下的,無論是本就出身於此或是在這裡求學,他們的留下,總是讓這裡又有了一些不一樣

「年輕人要種田……我還是不建議啦。」揹著兩袋行李離開家中時,父親這麼對我說。

是啊,從小在田裡幫農的經驗總是又苦又累,太陽還沒升起,就已經被晒到想躺平,看著父親吃力地將香蕉放在手推車上,來回移動,上交給大盤商時,數著薄薄一疊鈔票的手也顯得乏力。

某天我看到了青年發展署在徵暑期的實作生,我想,好吧,既然在都市求學這麼受挫、在家裡幫農那麼辛苦,不如就把自己丟到一個新的環境,重新探索農業是怎麼一回事。

在來到這裡之前,我都覺得農村就意味著無止盡的勞動、辛苦,所以願意放棄城市的生活留在鄉村,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捨棄高學歷回鄉種田的朋友曾經對農村的痛苦、掙扎侃侃而談,在濁水溪的淘洗下,我們好像都成了陰鬱的顏色。

客運大巴穿過一道又一道的隧道,眼前是一個又一個的小聚落、小山城,即將前往埔里,也是我這次實作的地點。

原來種田也可以是一種生活選擇

對於農村的感受還是很複雜,彷彿要談論她一定得要有高尚的願景,直到我遇到了芋圓。在一次社區英文導覽課結束後,他開著他兩噸的貨車載著我們下山,我問起他,為何會回到苑裡種田?芋圓說,其實也是誤打誤撞,幾次的打工經驗讓他身體出狀況,輪班的制度讓身體時常無法調節作息,因此想說農業比較彈性,可以自己分配時間,加上家中有田目前還是阿公在種,沒人願意接手,他才選擇回家,並接手經營那七分多地。

原來種田也可以是一種生活選擇,不是什麼偉大的理想,或是痛苦的犧牲,就單單是一種與都會不一樣的生活。

從小老師會在處罰過動症的同學開合跳的過程中,跟我們說,這社會聰明人付出腦力,其他人就只能付出體力,這沒有高低之分。但在受處罰同學的眼中,我想我比老師更明白他背後的意思。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也覺得我未來學有所成一定要回饋家鄉,但我不想像那些成功人士、大老闆,只是捐個很貴的石頭,就拍拍屁股走人,我希望我所學能夠真的解決一些問題,甚至能夠培育家鄉的下一代成長。

但這樣讓我長期背負著罪惡感,尤其是隨著求學離鄉越來越遠時。

(圖/黃宥茹)
(圖/黃宥茹)

古早農村的「放伴」精神

在我們要除草時,芋圓就會開著他的小型中耕機來幫忙,看著他沾滿了泥土和草的臉龐,露出純真的微笑,我彷彿被土地召喚了一些什麼。

工作結束後,我們蹲在田埂邊聊天,一旁的青農小夏說,這就是古早農村的「放伴」精神,我說,可是現在農村哪裡找得到人,小夏說,所以我們才要留下來啊。

小夏以前是暨南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因為參與了學校的體驗課程,愛上在田裡的感覺,因此決定在此定居,種水稻至今也十多年了,她說在田裡晒著太陽、吹著風,總是會感到格外平靜,而彷彿只有在田裡,她才能安放那些對於生涯的困頓和不安。

一開始時,她母親也常常打電話來囑咐她,女孩子就找個坐辦公室、吹冷氣的好工作,也比較輕鬆,不要一直在那邊晒太陽啦。「那妳後來怎麼跟她說?」我問,小夏靦腆地笑了笑:「我就說,我可能沒辦法給你你想要的答案……」

小夏說,以前他們也曾經用劇場作為倡議的方式,透過每周一聚(劇)的方式,吸引地方民眾來看戲。「或許那時是希望農村能有點不一樣吧。」她若有所思地望著四十五度角的天空。

當時草根劇團還有一位波哥,現在種木耳。問及他為何放棄都市的生活回到埔里,他說:「一開始當然是因為有伴嘛,這裡有一群年輕人想要活絡農村,就加入試試看,但老了後,主要還是為了照顧家人啦,你會忍心讓你的小孩每天活在水泥叢林中嗎?」

這番話讓我反思,在科技城讀書的日子,總是感到很窘迫的壓力、緊張,明明同學都很友善,老師都很溫暖,在生活上卻還是有種不安跟焦躁感。

或許跟環境有關吧。來到埔里後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這樣他們就不必離開了。」

波哥說,他未來要辦一間學校,教導地方的後輩文化、農業知識。「這樣他們就不必離開了。」他描繪給我,眼前一片圖景:有小孩在草地上奔跑,分辨著姑婆芋和芋頭、比賽鬼抓人、拿泥土蓋城堡、在水圳裡玩水洗澡……太多太多了。「我們真的做得到嗎?」我曾這樣問波哥。他說,時間還那麼長,而且你可能沒感覺,在他當時和夥伴進入埔里後,這十年間,埔里已經有一些不一樣了。

在埔里的風比西部平原還涼,我時常以時速六十騎在郊區的街道上,一旁就是高聳的茭白筍田,我拿下導航的手機,拍照分享到家庭群組。

有天的工作內容是去幫忙守安大哥的杭菊田施肥。我和實作夥伴們生硬地拿起勺子、扛起肥料袋,一株一株地幫杭菊施肥,由於擔心有肥傷,還得在施肥前蓋上花盆或桶子,讓肥料均勻落在植株周圍。一開始,我們還有說有笑,守安大哥開玩笑說:「好久沒有跟這麼年輕的人練肖話了。」直到工作過了一半,夏季午後的太陽依然熾熱,我們不再歡聲笑語,而是讓時間隨著汗滴一滴低落下。

守安大哥十二歲的兒子也在一旁幫忙,我好像看到我小時候的影子,但大哥的妻子說:「這是他第一次真正下田工作,以前都嘛在田邊抓蝴蝶、納涼而已,我們不希望讓他們做這麼粗重啦。」雖然那天,我們也才施了六、七排的肥而已。

休息時間,我們到農場主人二樓的休息平臺上喝茶聊天,問到弟弟未來想念什麼學校,他說他想努力考臺中一中。「蛤,在南投讀一讀就好吧?」他媽媽脫口而出,「但是,競爭力啊,你懂嗎,如果可以不必離開,我也不需要這樣子。」弟弟有點尷尬地說了這段話,我們其他人面面相覷,有些尷尬也有些疼惜的樣子。

後來因為我們的車拋錨,田區又遠離市區,硬是多等了一個多小時才下山。在等待的時間,守安大哥去載上暑期夏令營的小女兒回家,我看著妹妹在草地上跑來跑去、追著池邊的大白鵝旱鴨子、跟媽媽抱怨雨鞋好難穿、又拉著哥哥的手四處跑跳。

這才是農村的樣子啊,我想。

農村的青年其實有很大的能動性

「這裡我們就是堅持不噴除草劑,這樣未來給孩子吃,我們也比較放心啦。」守安大哥像日常一般講出了這段話,我想那跟我父親很像,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做到友善、有機,但總是有我們能盡力做的,為了給下一代乾淨的土地。

小夏有提到,他們有個好朋友,是在中研院做博士後研究的蔡博士,這兩天剛好他來籃城開田調工作坊,也就順便跟他聊了起來。

他和我一樣,是在農村長大的,但最後卻很努力地,用盡一切方法在追求學術理想,我問他,是否會在往上流動的過程中,感受到與土地的分離,跟罪惡感。他搔了搔頭,含蓄地回說,其實學者也沒那麼偉大啦,也不需要給自己那麼多包袱,能做多少是多少,就像農夫要把植物照顧好一樣,我們的工作就是把研究做好,就可以了啊。

一個月一次的埔里共食聚會,大夥討論著防災應變的策略,許多返鄉青年也都有出席:回鄉接手麵店品牌升級的、開民宿、開藝廊的、接手家中香草工廠產業的。在議題討論的過程中,看到大家眼神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也讓我開始思考,農村的青年其實有很大的能動性,而這些關乎群體的問題,真的是有人在乎的。

看著他們打開自己準備的防災包,談著要幫小孩準備什麼什麼,講者說埔里不會是第一個撤退點,大家應該準備好在家的物資,而非帶著走的包包,還有,要保護好自己的物資,避免別人來搶。

過往我們總認為農村不可能具有任何方面的優勢,但在某些時候,山城裡的農村卻成了絕佳的避難基地。「不過大家,如果遇到戰爭時不要馬上往深山跑喔!不要離開這裡。」討論結束後,主講人又說了這樣一段話。

想要慢生活、喜歡種田、想要照顧小孩……各種不同的原因構集成了他們留在這裡的理由,而我看見的或許是比都市更強的人際網絡、社會信任,以及災害韌性,總會有人願意留下的,無論是本就出身於此或是在這裡求學,他們的留下,總是讓這裡又有了一些不一樣,至少這十年,地方工作者和在地青農的協力、努力將埔里養成了充滿公民動能、有人願意留下來的地方。

而總有一天,我們能讓她變成一個,人們不必離開的地方。

(圖/黃宥茹)
(圖/黃宥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