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失去了對河流的想像

在人們眼中的「洪水」，其實是河流正在呼吸。當洪水週期性地淹沒整個泛濫平原時，猶如河流舒張肺部。一呼一吸之間，大量有機質和微生物隨著河水漫延，孵育植物、吸引魚群、繼而招來鳥類和哺乳動物，最後才有智人的身影。洪水因此不是毀滅，而是生態繁盛的前提。

當我們談論河流時，我們在討論什麼呢？

歷史課本常告訴我們，人類文明的誕生總與大河相依：埃及文明與尼羅河、兩河流域文明與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當然，還有我們耳熟能詳的黃河文明。然而，河流帶來的不僅是穩定水源與肥沃土壤，也帶來突如其來的洪患。於是，人們觀察、記錄、乃至於企圖治理河流。當環境史在一九七○年代興起時，河流毫不意外地成為研究焦點。以中國為例，黃河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1]臺灣則有《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尋溯：與曾文溪的百年對話》、《島都之河：匯流與共生，淡水河與臺北的百年互動》等奠基之作。

但是，這些作品，幾乎都從人類視角出發，訴說人與河流的長期互動，卻少有真正關於「河流自身」的故事。

究竟，什麼是「河流」呢？

或許有人會回答：不就是水嗎？如果有人提到具體的河流名字，例如淡水河，我們腦中浮現的，往往是一條地圖上的實線：有確切的起點、有粗壯的主幹、有細密的支流，然後一切終歸入海。

但是，斯科特搖搖頭。他指出，河流遠比我們想像得更加複雜，包含流水、淤泥、黏土和砂礫，以及所有依附這些元素而生的生命形式群聚。正如一棵大樹不只是樹幹，還有枝葉、根系、果實等等，每個部分匯聚起來，才會形成一個整體——「樹」。河流亦然。於是，為了回答「什麼是『河流』」這個看似簡單卻關鍵的問題，他在生命最後幾年寫下了《讚美洪水》。

三種河流敘事

熟悉斯科特過往研究的人，或許會對他的新嘗試感到意外。畢竟他長期關注的是東南亞農民如何抵抗國家權力，以「人」為核心。但在這裡，主角換成了「河流」，人類反而退居其次。只是，那條潛伏的主旋律——弱者如何與強權抗衡——依舊流動其間。

在《讚美洪水》中，他提出三種河流敘事。我們可以想像自己正乘著船，自上游而下，依次經過不同河段。每一段皆展現特殊風景。

第一種是非人類中心的河流敘事。斯科特要求我們，重新調整觀察的時間尺度，不再以人類的一生為單位，而是拉長至千年、萬年。如此一來，方能清楚看見每一條如今貌似穩定的河流，可能因地震、火山爆發、氣候變遷等外在因素而改道，但更多時候，是憑自己力量前行，從山上到山下，沖刷出新河道，開闢新的泛濫平原，無數次地重塑自己。移動，才是河流的本質。

其中最關鍵的移動，就是洪水脈動。在人們眼中的「洪水」，其實是河流正在呼吸。當洪水週期性地淹沒整個泛濫平原時，猶如河流舒張肺部。一呼一吸之間，大量有機質和微生物隨著河水漫延，孵育植物、吸引魚群、繼而招來鳥類和哺乳動物，最後才有智人的身影。洪水因此不是毀滅，而是生態繁盛的前提。

為了使讀者一窺河流的生物多樣性，斯科特甚至在第五章中，讓緬甸伊洛瓦底江的眾多非人物種發聲，抗議人類的過度活動使其生存日益艱難。我讀到這一章時，不禁莞爾，覺得他以帶有玩心的方式，與近年「more-than-human（不只是人）」的環境人文思潮相呼應：既打破物種位階的迷思，也提醒我們，人類絕非唯一的行動者。不過，斯科特在此仍集中於動植物，尚未觸及水與石等非生命物質。若納入它們，將能看見更複雜的多物種權力關係。[2]

第二種是「納」的敘事。藉由緬甸在地協同研究者的田調成果，斯科特介紹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各種尊稱為「納」的河靈。這些「納」生前是凡人，有男有女，死後以「納」之姿施展不同能力，或造成山崩與洪水，或庇佑信徒捕魚和航行。可惜的是，因政治與疫情的限制，他無法親自深入調查「納」，使這段極具在地特色的河流敘事草草收尾。

第三種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河流敘事。在《國家的視角》中，他曾批判國家如何透過「標準化」與「可辨識度」的手段，將原本複雜多樣的社會與自然，壓縮成便於統治的樣態。於是，農業推行單一作物，林業專注培育標準樹。但在國家眼中，最難以馴服、最需要嚴加管束的，其實是放蕩不羈的河流。自十八世紀以降，政府倚仗土木工程科技，大刀闊斧地將河川改造為筆直的輸送帶。為了維持水流暢行，他們截彎取直河道、疏浚河床至整齊一致的高度，再築起一道道堤防，使河水奔流更快、流量更大，以避免淤積。

然而，這樣的治理，反而累積沉積物、抬升河床，也大幅加速水流。一旦雨量超標，或者水利設施失靈，就會催生更致命的洪患。他稱此為「醫源效應」——原本意在治療，卻讓病情惡化。換言之，治水之初已經同時埋下了致災的種子。

也正因如此，斯科特提醒我們，當今的水危機若真能稱之為「危機」，根源不在洪水，而在於獨尊以人為本位的單一敘事，抹消了原有的多元敘事。

與斯科特的相遇

讀完全書，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聽斯科特親口講述這些想法的場景。

那是二○一九年三月，我在哈佛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剛剛展開我的中國河流環境史研究，桌上堆滿了從燕京圖書館借來的水利史著作。某日，主持哈佛亞洲環境史工作坊的張玲博士告訴我，斯科特要在波士頓學院演講，題目是「讚美洪水：河流與文明的研究」。於是，我興沖沖揣著《反穀》，一路搭地鐵從紅線到綠線終點的波士頓學院站。因為人生地不熟，我繞了好一陣子才找到講堂，最終仍遲到了幾分鐘。入場時，座無虛席，我只能靦腆地坐在第一排，卻因此與他面對面。

坦白說，我最初滿心疑惑：洪水有什麼值得「讚美」？在中國史書裡，洪水幾乎總是災厄的化身。可是，不到十分鐘，他讓我看見一幅生機勃勃的生態系景象。更重要的是，演講最後，他問了一句：「當一條河失去幾乎所有賦予它『河流之所以為河流』的特徵時，我們還能說它依舊是一條河嗎？」

那一刻，我彷彿遭到雷擊。

複數的人；異質的環境

回去後，我推倒既有認知，重新出發。返臺後，我甚至走入山林，並在因緣際會之下，與一群臺東Pasikau部落布農族人相識，隨他們上山、返回祖居地，學習與自然共處的智慧。這經驗徹底改變我的人生和研究方向。

其中之一，是我對「自然觀」的理解。雖然我是個駑鈍的學生，但慢慢地我也領會到，由於漢字沒有複數的表達方式，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彷彿只存在一種「自然」、一種「人」、一種「人與自然的關係」。但現實遠非如此。尤其原住民族（若暫且視為整體）的自然觀，便與非原民人群的看法天差地別；而在「原住民族」這個統稱下，各族群也因地域、氣候、歷史背景等差異，孕育出異質的環境經驗與觀念。

然而，自日治以降，臺灣逐步以西方科學知識為尊，相對地卻邊緣化「原住民族知識」。因為這些知識常被視為「傳統」知識的同義詞，而「傳統」意味著「靜態」與「過去」，遂被對立於「進步」、「現代」科學。而且，西方科學知識自認其原則放諸四海皆準，因而漠視在地知識的產生脈絡與價值。這種偏見，甚至長期主導公部門的政策制定。

幸好，近年來，由於學者和在地族人的努力，致力於洗清「原住民生態知識」的污名，推動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的對話和合作，並進一步引入政策實踐。

例如，泰雅族出身的地理學者官大偉，透過口述歷史、地名採集與地圖建置等方法，展現河流對馬里光（Mrqwang）流域泰雅族人的多重意義：它是部落間共享的語言之流、血緣之流、資源之流，也是族人遊戲、學習與回憶的場所。[3]這些豐富的河流知識，提醒我們：臺灣的河流史，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我們必須納入更多元的河流敘事，無論是原住民族的經驗，還是非人生物的聲音。唯有如此，臺灣的河流史才能如同河流本身——不斷流動，承載眾多生命，展現豐富而異質的面貌。這也正是《讚美洪水》帶給我們最深的啟發：當我們失去了對河流的想像，我們同時失去了真正理解河流的可能。(本文轉載自《讚美洪水》)

[1]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以下書目： Hsu, Hui-Lin. When the Yellow River Floods: Water, Technology, and Nation-Buildi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4. Mostern, Ruth.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Muscolino, Micah S.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ietz, David A. 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Zhang, Ling. 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Dodgen, Randall A. Controlling the Dragon: Confucian Engineers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2] 蔡晏霖，〈動保vs.野保？淺談多物種研究〉，收入王麒愷編，《流動的界域：從在地、跨域到多物種》，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頁74。

[3] 官大偉，〈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Mrqwang群之人河關係為例〉，《地理學報》，70（2013），頁6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