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亮了燈光，夜晚的倫敦眼化作一個豔紅的火圈，燃燒的輪廓倒映在滾動的泰晤士河上——紅色是贊助商可口可樂的品牌代表色。」
約定俗成地，國際化的大城市向來需要一座瞭望設施，鐵塔，瓊樓，在倫敦就是巨型的摩天輪了。站在這制高點上，遊客得以極目憑眺倫敦的景致，快速瀏覽市中心的表面的起伏——在英文裡，「visit」與「vision」具備同樣的視覺意涵。為了這種一趟全包式的觀賞體驗，我也不免搭乘了一次倫敦眼，攜帶著我的望遠鏡。
倫敦眼屹立在泰晤士河畔，是倫敦為了慶祝千禧年而興建的地標，共有三十二個透明膠囊一般的車廂，巡迴一圈三十分鐘，可以俯瞰的方圓極為遼闊。儘管如此，這天似乎不太幸運，午後本來還有一點陽光，買票排隊登上倫敦眼後，晴空就開始陰翳了，感覺將雨而未雨。在這灰雲垂布的視野裡，河川兩岸的建築也顯得黯然失色，不像風景明信片裡的模樣，成為了非典型的西敏寺、國會大廈、大笨鐘鐘樓，鐘面的長短針指向傍晚。
第一次在街道上聽見大笨鐘響起時，我十分訝異，因為那鐘聲正是從小熟悉的學校鐘聲，當黨當黨的旋律，只是更為莊嚴悠揚一點，缺乏廣播喇叭的雜音。大笨鐘報著時刻，忽然周圍的車陣人潮就都安靜了，我的耳朵裡只有這鐘聲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迴盪。在異國聽聞故鄉的鐘聲，這才知道它也有它遠渡重洋的典故，是陳舊的音符流浪於現代的電波之中，載浮載沉地傳遞至四方。或許從前曾有哪堂歷史課或音樂課介紹過這段鐘聲，可是我終於錯過了，就這麼錯過了許多年，而身邊每個人都共享一件我所不察的祕密。
摩天輪的車廂漸漸升高，倫敦就一截一截矮了下去，儼然是《格列佛遊記》裡的小人國。我拿著望遠鏡，試圖尋找微縮了的，倫敦塔橋一端的對講機大樓、起司刨絲器大樓、酸黃瓜大樓，這三棟辦公建築外形奇特，因而被本地人如此暱稱，以英國式的幽默。一對年輕夫妻請我幫他們拍張合照，又自我介紹來自以色列。丈夫是俐落的寸頭，妻子留著中分的深棕長鬈髮，兩人都戴著一雙紫羅蘭色手套。在相機鏡頭前，他們十指交扣，緊緊依偎，肩膀與肩膀之間剛巧護持著袖珍的大笨鐘。相愛的人過著同一種時間。拍完照片閒談幾句，他們問知我是大學生，又聊起我的新聞主修與日常關注的性別議題。那妻子說，他們的前總統正在為了性騷擾而服刑，作為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絕佳範例，她對此感到非常驕傲。我也說，這份公平真是值得敬佩的。妻子微笑補充道：「男人都是豬。」丈夫也笑了，無可奈何地撇了撇嘴，可是並不是承認的意思。
然後摩天輪車廂又漸漸降低，如同萎靡的氣溫，涼了，冷了，冰了，凍了，天空也熄成近於漆黑的紺青。踏出車廂，那對以色列夫妻朝我揮了揮手，轉身隱沒在熙攘的遊客之間。我不禁想起〈幸福摩天輪〉一曲，陳奕迅微甜微澀地唱道：「當生命似流連在摩天輪，幸福處隨時吻到星空，驚慄之處仍能與你互擁，彷彿遊戲之中忘掉輕重。」在林夕的歌詞裡，共度人生即是共乘百轉千迴的摩天輪，高高低低高高。點亮了燈光，夜晚的倫敦眼化作一個豔紅的火圈，燃燒的輪廓倒映在滾動的泰晤士河上——紅色是贊助商可口可樂的品牌代表色。
這段日子借宿於朋友的學生公寓，朋友出門上課後，有時我也未必去哪裡遊逛，只是留在屋裡，應邀幫她整理那倜儻的房間，報答贊助臥鋪之恩。攤平棉被，調正桌燈，掛起衣帽，集好硬幣，零星的五便士或十便士，鐫刻著伊麗莎白二世的側臉。朋友回來後總是疑心換了個新房間，驚嘆不已，某次甚至在Instagram上貼出一張收納前後的對比照，附帶圖說：「全能住宅改造王之有朋自遠方來。」台北的友人們在留言與訊息裡笑得不得了。獨自待在朋友的房間裡，看著物件各歸各處的狀態，我感覺到一種圓滿。這樣的圓滿並不是眼下的完美與安定，而是由散亂而齊整，又由齊整而散亂的無盡循環。我知道過幾天這房間又要故態復萌，誰也不能改變它的必然，宛若一張重複播放的唱片，圓圓地繞著，繞著，同樣一首歌來了又來，既是無常也是如常。
我在倫敦眼附近的某間文具店買了一張立體卡片，輕輕展開，一座雕鏤而成的摩天輪就躍然紙上。擎著一圈小小的車廂。我想要在這卡片寫上問候的話語，寄回台北，寄給某某，可是不確定朋友是否還有多餘的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