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草劑噴紅豆10》【事實查核】法國官方：固殺草對噴藥者健康風險過高，全面禁用，與農委會宣稱不符

（續前文）「考量農民需求」，農委會將在近日公告固殺草當作紅豆採收前的乾燥劑。不過農委會的這番「善體人意」，不僅五大紅豆產區的農會不領情，連「不具名表達需求的農民」恐怕也難以承受，因為農委會口口聲聲說體恤農民，但在評估過程中忽略了田間噴藥者、工作者與鄰近居民的風險。走了急毒性的巴拉刈，卻讓農人暴露在慢性中毒的風險中。（閱讀固殺草事實查核01請點選這裡）

幸好並不是各國主管機關都閉上了眼，罔顧農民健康與農村生態。根據《上下游》取得的資料，法國食品、環境安全與職業健康署（ANSES，以下簡稱ANSES）在評估過拜耳提交的固殺草最新資料後，在2017年8月1日公布的報告指出：固殺草對噴藥者健康風險過高，連在施藥後進入田間的工人、鄰近居民、孩童也暴露在風險中。此外，無法排除對田間哺乳類的危害，在菜豆、葡萄、馬鈴薯、柑橘、櫻桃等作物的殘留值數據也不夠充分。

萬丹農民簡先齊正在調解一起因固殺草引發之紛爭。主要是某農民施用固殺草後下雨導致鄰田苦瓜藤蔓因而死亡乾燥。他以此爭議來凸顯固殺草的水溶性具有一定風險。(攝影/李慧宜)

歐盟一再緊縮固殺草使用範圍，田間風險過高，法國率先禁用

餐桌上的食安很令人擔心，但噴藥的產地是風險最高的地方。ANSES仔細評估了在田間不同使用方式的風險，指出拜耳提供的資料已經超過「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AOEL，以下簡稱AOEL），而且拜耳的最新資料也沒有得到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背書。

為了深入了解在第一線噴灑固殺草的暴露風險，ANSES分析使用有駕駛艙的曳引機在香蕉田除草，依照歐盟規定的上限一公頃有效成分最多750公克，一年施用兩次，結果發現施用者的暴露量是AOEL的129-230％倍、對鄰近與居民的小孩是163％，對噴灑後必須進入田間的工作者更是高達451％倍。

若以拜耳提供的數據，在背負式、噴管式等人工噴藥時，暴露量更是驚人。以一公頃最多450克有效成分計算，在香蕉田除草是AOEL的820%倍；在其他作物以一公頃最多750克有效成分施用，是AOEL的1350％倍。在葡萄園中使用最多1500公克有效成分管理枝葉，則是AOEL的2690％倍。

根據以上數據，法國在2017年10月對固殺草下了禁令。其實早在十年前，固殺草2007年於歐盟上市前，歐洲食品安全局的審查報告就提醒，以當時掌握的研究，在馬鈴薯田或是基改玉米田中施用固殺草，即使有個人防護措施仍無法控制在安全的暴露量以下。

2012年，歐洲食品安全局進一步根據瑞典提交的報告指出，固殺草對小型草食性哺乳類動物、節肢動物具有高風險。隨後在2013年限縮固殺草使用方式，每公頃有效成分最高用量750克，一年最多兩次，而且只能帶狀條施（Band application）或是點施處理（Spot treatments）。

台灣紅豆多是小農，人工噴藥方式風險高

相較於歐盟不斷更新、公開風險評估報告，並緊縮使用範圍與方式，台灣農委會強調農藥使用須因地制宜並有科學證據支持，但在開放固殺草當紅豆落葉劑的過程中，卻沒有拿出在田間對施用者、周遭居民的風險評估，僅含糊表示「只要合理使用，安全無虞。」

目前農委會建議在紅豆田一公頃使用三公升的固殺草，以13.5％的配方換算是約405公克，以18.2％的配方換算則是546公克。看似用量適當，但高雄市美濃區農會雜糧（紅豆）產銷班第三班班長蕭成龍表示，這是在紅豆已經乾燥到九成時使用的劑量，如果農友想要搶早，在葉子只乾燥的七、八成時就採收，用量顯然會更高。

蕭成龍也指出，台灣紅豆農九成以上是小農，而且許多人年事已高，沒幾個人可以負擔得起有密閉駕駛艙的噴藥機。也就是說，紅豆農幾乎都是以人工背負式噴藥，是暴露風險最高的方式。況且南台灣氣候濕熱，沒有人會穿上防護衣，「頂多就是戴上口罩，大家像是無敵鐵金剛一樣。」

罔顧田間職業風險，評估與數據都付之闕如

根據法國的評估，不只噴藥者，在施藥後進入田間的工作者甚至面臨更高的風險。在噴灑除草劑落葉乾燥後，農人通常在十天以內就會進入田間採收紅豆，難逃固殺草殘留的危害。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名譽教授曾德賜則說，AOEL的推估還要看噴藥壓力、噴嘴種類形式，還有溫度、氣流狀態對飄移污染的影響。然而，在固殺草延伸在紅豆使用的專家會議上，這些評估模型與數據都付之闕如。

宣稱體恤農民的農委會卻對這些田間的職業危害閉上眼睛，缺少試驗數據，儼然是把農人直接推上第一線當人肉實驗品了。

（延伸閱讀：農民寫手朱正富／固殺草在田間怎麼用，政府真的知道嗎？）

農委會扭曲報告，以正當化開放固殺草的理由

農委會甚至扭曲已經發表的科學研究，混淆職業風險與食安風險，以正當化開放固殺草的理由。

法國學者盧杰黑（Anthony Laugeray）等人在2014年發表的論文指出，低劑量的固殺草就足以造成大鼠的腦部受損，出生後的原始反射、情感行為發育遲緩，並有溝通障礙等類似自閉症的症狀。

針對盧杰黑的論文，我國藥毒所在專家會議上說，「這是將固殺草直接滴於動物口鼻，和人類行為模式有極大差別。」然而，如果藥毒所仔細閱讀了論文，會知道這份研究，是將高度稀釋的固殺草溶液（每隻平均體重30克的小鼠施用10uL稀釋好的藥劑）經鼻孔給藥，而這是最接近施藥者、田間工作者與鄰近居民攝入農藥的方式。

由於嘉磷塞有致癌爭議，且抗藥性越來越強，固殺草全球業績看好，已經是台灣銷售金額與數量的冠軍。然而，農委會在2019年開始評估固殺草用在紅豆落葉劑時，不僅沒有檢閱國際上農藥管理的最新動向，掌握最新科學研究的腳步也嚴重落後，在專家會議上以一份14年前、拜耳出資贊助的評估報告來否認固殺草的生殖毒性。

（延伸閱讀：曾德賜／我反對固殺草作為紅豆落葉劑01：毒理審查過程以偏概全，忽視生殖毒風險）

農委會「目光如豆」，未能突破資訊不對稱

無庸置疑，財力雄厚的農化大廠有著一流的實驗室，問題在於為了不讓多年的投資付諸流水，經常報喜不報憂。歐盟有著全球最嚴格的農藥審核機制，業者推出一支新農藥平均要耗費11年研究，投入數億歐元，申請許可證時必須提交約150種根據規範進行的試驗數據。儘管如此，仍有不少農藥在上市多年後，危害才逐漸浮現，因為藥廠隱瞞了數據。

嘉磷塞在暢銷四十多年後，才被掀出孟山都早知道致癌風險，卻沒有向主管機關提交所有數據。台灣常見的農業與環境殺蟲劑「陶斯松」，也在歐盟銷售二十年後，才由瑞典科學家發現，陶氏藥廠知道該藥劑會導致大鼠腦部受損，卻在申請書中刪除了神經毒性的研究數據。歐盟已經禁用，但仍在台灣廣泛使用的殺菌劑「免賴得」，也在訴訟中才被挖出，當時申請執照的杜邦公司調整了試驗方法，以掩蓋生殖毒性。

長久鑽研固殺草毒性的盧杰黑指出，農藥引發的神經系統疾病像是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已經是「沉默的全球性流行病」。當台灣對新型冠狀病毒嚴陣以待，長久以來卻沒有一套嚴謹的農藥審核與監督制度，讓農藥在日常中一點一滴危害農民健康，也讓不少消費者「聞農藥色變」。

農委會握有監管大權，但訊息在廠商手上。農委會沒有動用權力突破「資訊不對稱」，只是「目光如豆」一再強調手上單薄的科學證據，沒看見農藥從產地到餐桌的全面影響。別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參與原子彈研究的每一位專家都嚴守科學研究的準則，但每一位科學家只看見眼前的環節，卻沒有預見他們的成就拼湊起來的，是一場戰爭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