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綠能業者大舉進軍國有地，因國產署缺乏前期生態與社會影響評估，10年來浮濫釋出超過 4500公頃的「開發意向書」，成了綠能業者進場的免費入場券，最終再以「地方同意」作為開發標準。貌似尊重地方，實則將應先做評估的責任，轉移到地方角力戰場。學者建議，政府應從源頭檢討選址制度，將產業、生態環境與居民權益納入評估，才能避免能源轉型撕裂地方社會。
國有土地理應爭議最小，現實卻成綠能衝突重災區
國有土地因產權單純，所有權人即為政府本身，理應是社會溝通最充分、爭議最小的開發用地，如今卻反常成為所有綠能衝突集中引爆的焦點。
以近期鳳林鎮國有地光電開發弊案為例，業者為換取地方同意，透過前鳳林鎮長蕭文龍及村里樁腳系統撒錢，以交換地方同意，儘管本案因居民強烈反彈，導致開發無疾而終，但過程讓居民疲於奔命，甚至地方撕裂，最後以檢調搜索羈押告終。
這件事情暴露出光電開發程序存在結構性問題，學者警告，政府若不做前期選址評估，只看「地方有沒有反對」，恐讓開發案集中到缺乏抗爭決心的弱勢偏鄉，導致收買、施壓威迫。
澎湖縣西嶼鄉的陸域風機開發案，也暴露了上述體制病灶。國產署缺乏國土規劃意識，任憑開發商在極度重視景觀價值的西嶼鄉全島插旗規劃 49 座風機；能源署則消極以「交由環評決定」、「端看地方同意與否」來應對可行性評估。而在環評前地方說明會缺乏實質對話機制的情況下，開發說明會遭到西嶼全島居民憤怒抵制。
環評地方說明會流於形式，地方被迫採取體制外抗爭
究其根源，國產署始終將自身窄化為「配合政策提供公有地」的被動管理者，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能源署）釋出土地；只要程序表面合法、利害關係人尚未發動大規模抗爭、環評程序通過，國產署便自認卸責完成。全程缺乏主動的國土空間規劃思維，放任廠商在環境敏感區圈地開發，任由社會衝突成本不斷疊加。
主管綠能推動的能源署，在審查程序上往往以「環評結果」及「地方接受度」作為官方態度準則。然而，環評前的地方說明會往往僅流於形式上的「告知義務」，欠缺實質協商功能，迫使地方只能訴諸體制外陳抗；業者更將面對地方溝通視為畏途，甚至衍生出「甲地開發、乙地開會」等迴避監督的荒謬亂象。
歐洲經驗：把「地方接受度」當標準，將導向社經脆弱地區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公正轉型監督小組共同發起人黃偉茹指出，單純以「地方接受度」作為官方評估標準，極易衍生結構性不公。地方看似沒有反對者抗爭，往往只是因為該地區屬於社會經濟條件相對弱勢的偏鄉，人口高度高齡化且缺乏公民組織動員能力，無力對大型開發案做出即時反應。
學界能源公正轉型監督小組借鏡歐洲經驗，引述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心理研究與社會介入中心（CIS-Iscte）發布的《CAREsolar 手冊：促進具社會可接受性的太陽光電案場發展實務指南》（CAREsolar: 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socially-acceptable deployment of solar photovoltaic parks）。該指南早已警示：單純以社會接受度作為綠能案場的審核指標，極易促使綠能開發向社會經濟條件脆弱的邊陲地區集中。
該《指南》分析，歐洲開發商選址時高度依賴地理資訊系統（GIS）與多準則決策分析（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但居民對土地的情感依附、地方文化認同與集體記憶，極難被數據化納入決策模型；相反地，人口密度、平均所得或土地價格等硬性指標成為主要權重時，往往導致低所得、體制防禦薄弱、政治資本匱乏且缺乏在地組織的偏遠聚落，在決策模型中被標定為「阻力最小、最適合開發」的場域。
台東實例：抗爭者怒控綠能掠奪原鄉，深陷資源與權力不對等
台東縣大武鄉的風機爭議便是典型案例。綠能業者鎖定東海岸國有地規劃開發陸域風機，其中大武鄉預計設置 23 座大型陸域風機，引發在地原民部落與觀光旅宿業者群起抗爭。
帶領鄉親抵擋陸域風機開發的自救會代表潘美緣對《上下游》表示，原鄉部落長期存在嚴重的資訊落差，外來財團攜帶龐大資本，並包裹著「國家綠能與高科技發展」的崇高說詞，姿態高高在上，傳統部落族人極難與之抗衡。
潘美緣指出，業者早已私下拜會部落少數意見領袖，深諳原鄉權力結構。業者在地方說明會上毫無對話誠意，強勢宣讀開發企劃後便逕自宣布會議結束。實務上，業者的算盤往往是透過拉攏頭人、各個擊破。「對部落而言，這種開發模式完全是建立在資源與權力極端不對等的暴力之上。」
學界建言：受理業者申請前，應從農產業鏈、國土空間綜合評估
「能源公正轉型監督小組」早在 2024 年 8 月 23 日提出書面建言，指出國產署釋出土地的程序缺失。依照《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1 項第 11 款，明定「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宜」得排除業者申請，但國產署在核發意向書前，往往僅徵詢能源署，從未主動徵詢農地主管機關農業部的意見。
該小組文中指出，《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嚴格限制國有耕地放租對象為實耕者、合作社與專案輔導青農；然而國產署卻逕自適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將實質上的農漁用地提供光電業者申請開發。
該建言書指出，從法律位階來看，國產署的作法恐有以「下位行政規則」架空「上位法規命令」之虞。此外，農業部目前只能在後端農地變更程序上參與審查，在業者申請國有地開發的初期階段，根本無法依據農業產業鏈完整性與國土空間適宜性，以專業部門立場把關。
若政策仍持續將珍貴的國有土地視為「產權單純、面積廣大、便於催進度」的衝量工具，這場地方生計、國土保育與綠能擴張之間的零和衝突，注定無休無止。
檢討壓縮式綠能開發，國有土地應作為重建「社會信任」的路徑
學界建言，政府應儘速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明定在受理申請初期，即必須正式徵詢農業部與能源署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不應由國產署單一機關專斷准駁。建言書強調，即便業者最終未能開發成功，但前期圈地程序早已造成農村社會動盪，劇烈侵蝕公眾對能源轉型的信任。
此外，綠能空間規劃必須落實「肯認正義」（Recognition Justice）以補足體制盲點。應將在地社群的地方知識、文化景觀與常民生活脈絡納入初期選址機制，而非任憑純粹的工程技術與市場資本邏輯凌駕居民的生活現實；同時兼顧「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讓在地真正參與規劃，共享綠能發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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