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寫手

超完美暴政:絕望與恐懼的窮途末路

媒體指稱玉兔颱風是「完美風暴」,但是在這個颱風天,我要向台灣社會控訴政府的「超完美暴政」,那是用絕望和恐懼奪走張森文先生的一切。

張森文先生,一個老實、忠厚又體貼的人,不太說話,見朋友就是噓寒問暖。他,不傷害別人,連抗議都不會罵人。體貼到了極點,臨別前,竟還不忘叮嚀太太,要向所有的關心者道謝。當「道謝」二字,從張太太的口中說出時,我就再也強忍不住淚水了。

他,深愛著與太太白手撐起的家,那是情感、記憶與苦難交錯的屋宇,曾是他的一切,竟也成為他哀愁的起點。他,疼愛太太與小孩,放不下家人,對他而言,守護完整的家,只是對家人疼愛的開端。但最放不下的終究放下了,失去了愛的開端,竟只能選擇愛的終結,這是張森文先生的悲劇。

這一條絕路,如何被鋪陳出來?絕望與恐懼的深淵,如何讓他徹底崩潰,懇請社會應追根究底。

惡霸的摧殘

張先生剛剛退休,正希望全力以赴為家人保有家園,孰料這個夏天家園毀壞湮滅、消失殆盡。國家本應努力保護他的財產權、工作權與生存權,竟反被國家暴政給強奪。這叫做「奪走一切」,家毀、人亡,一點點也不留。

劉政鴻的天賜良機,用警察圍住他的家、怪手左右指向他的家、機具刺進藥房鐵門,他只要看到、想到這個畫面,就關門痛哭。家人的記憶,小孩子的相片,從灰燼水漬中撿拾起來,他說「都沒了」,這是他內心最深、最痛的傷。

家毀之後,他總是不時默默望向路口,那個僅剩殘壁與斑馬線的三角地,成為他絕望的所在。

體制的遺棄

張家夫婦常說,為什麼保護人民的憲法會沒有用?是不是沒有國法了?

一個沒有必要性的開發,要強徵他的家,而且強要、用盡手段非要不可。制度為什麼失靈,無法阻止不公義的炒作、圖利?體制的參與者為什麼失職、背書?制度怎麼反成為暴力而強迫人民犧牲家園?

他不解。但是,難道台灣社會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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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祈禱、抗爭到昏迷,大埔農民張森文飽受折磨,卻不幸辭世(攝影何欣潔、陳寧)

當權者的落井下石

三年前,一群無恥的當權政客們(以吳敦義、江宜樺為首)欺騙他。那張白紙黑字的研商結論,以及宣稱圓滿解決的承諾,竟不是護身符,而是殘忍地折磨他三年的符咒。三年來的行政程序,先是確定以「特殊截角」原屋保留,卻又被無理翻盤。這踐踏、蹂躪的三年裡,他的笑容,化成數不盡的淚眼,那個顫抖、昏厥的身軀,哭訴、跪求全盲無感的政府,成為我們最最不捨的影像。

做不到就不要簽字、就不要答應,不是嗎?他不懂,怎會有這樣不把人民放在眼裡的政府?怎可說是圓滿解決?而台灣社會可真懂得?為何這些政客沒有人道歉,還可以編造4個條件來蒙蔽社會?

地方惡勢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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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到角落的張森文(攝影/munch)

明明是一個以土地炒作來餵養地方樁腳、鞏固政治利益的魚肉鄉民都市開發,地方的利益共犯還可以集體現形,高舉地方發展的大旗,用盡各種手段對張家施壓,並以盤根的地方關係孤立張家。更可怕的是,還將他的房與產公開,讓不明就裡的媒體(擁有多少房與產,與該不該被徵收、有沒有徵收的必要性完全無關啊)不斷輕蔑的追問、逼問。唉,貪婪的狼犬,直將他逼迫到窮盡處。

他感嘆,為何沒有權、沒有力,拳頭比人小,就要受盡欺凌?而我們的社會,是否也只是與他一起感嘆?

他有理由感嘆,因為他努力過,為了6坪的家,他竭盡心力的付出,他該感嘆。而台灣社會豈有資格感嘆?

絕望是窮途,而恐懼就是末路

從14坪到6坪,原以為已經躲到角落,已經退無可退、拆無可拆,豈料連6坪都不保。

不是只有絕望,張先生是恐懼的。他害怕有人會對付他的家人,他害怕協助他的朋友們會受到傷害,他更懼怕劉政鴻這票黨羽繼續追殺他。不要懷疑,如果這票人沒有追殺,他的家早就保住了。

因此,他習慣性的苦吞委屈,吞出清瘦的身體與幾近崩潰的心靈。

他告訴太太「媽媽,我好苦、好苦」、「太苦了、苦到說不出來、苦到沒有人知道」。張森文先生是否苦到選擇獨自離開,沒有人知道。

暴政殺人

原來,政府殺人,可以不用動手,可以不用武器,只要用他們掌握的體制(法制、文官、委員、警察、媒體,可以的話外加司法),可以將人逼到絕境,殺害人心到極致,讓人徹底悲觀,全然自我放棄。這真是殘忍到極致的超完美暴政。

內政部長李鴻源、行政院長江宜樺兩人「土徵條例非惡法」言猶在耳,張森文先生的死,這些壞透了的政客可會警醒?

張森文大哥(我對他的稱呼)曾告訴我,他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犧牲者,我以為他只是說浮濫圈地、強徵家園的犧牲,真的沒想到他連生命都犧牲了。

面對殺人暴政,台灣社會可願成就張森文先生,對殺人的體制以及當權者「追根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