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緒是由種種資訊的集合，像一場雨集合成一條支流，一百條支流匯聚成一道河口。當我在潮池第一次撿起溪鱧的屍體時，如果你不具備溪鱧棲息環境的知識，沒有和我一起拍攝過虛弱的溪鱧，隨著水脈的差異，我們的哀傷就會流淌成不同形狀的哀傷。
事情要從大溪社區活動中心裏頭開始說起，社區中心內靠海的那側牆上有好幾張掛布，上頭羅列了幾十種大溪川出現的魚蝦的生境照－－我猜照片都來自旁邊不到兩百公尺遠的溪裡。當巡守隊開會時，有些隊員偶爾會站起來走走，就會背手走到那面牆下一一檢視每張照片，像是在和時間核對些什麼。
生命中的幾條溪鱧
大部分的時候這個過程只會有一個人，但有時眾人也會就著掛布討論起來。確認物種的名稱與習性（有時還會談到滋味）。一次會議上，有個隊員指著溪鱧的照片說：「這個好像是外來種？」
我知道他要說什麼，我知道他要說的是琵琶鼠，我也當然知道琵琶鼠和溪鱧的差別在哪（我吃了好多琵琶鼠），但為什麼我沒有跟他說呢？當下我就只是回應了一聲模稜兩可的「嗯」，也許是怕用自己的破台語解釋不清楚吧。旁邊另一個人聽到後立刻表示這不是外來種，而那個隊員於是發出了一聲「噢」，我則因為那聲噢糾結到現在。
事情就是從那條溪鱧的照片開始的，但是事情還沒結束，關於溪鱧是什麼這件事 。
要介紹溪鱧是什麼，不如就讓我講起我生命中的幾條溪鱧。
在花蓮溪的下游，遇到我人生中的第二條溪鱧。我還記得那天天氣晴朗，中央山脈後的天空將藍色應有的憂鬱稀釋的很淡很淡，我在一處瀨區行走，前方有人操作D型網，從水中撈出一條溪鱧，我沒有帶網子，只是一直跟隨他們，直到山的輪廓與光一同隱沒，心底輪廓清晰地浮現「我正身處在花蓮這個地方」的感覺。似乎是因為上游工程吧，那天水很濁，我於是沒有看到溪鱧在水中的模樣。
我的第三條溪鱧是在大溪川遇見的，當時我動身前往對我尚陌生且充滿新鮮感的大溪川，結果遇到同樣來看魚的朋友一行人。我們在溪裡東翻西找，結果有人發現了一條不怎麼動的溪鱧，幾台水下相機於是圍上一條魚喀嚓喀嚓，簡直像是貓咪咖啡廳裡面會發生的事情。我把相機湊得很近，幾乎要貼到魚的臉上，但溪鱧仍然不跑，這讓我往後的一段時間都以為溪鱧和纓口鰍一樣，是一種警戒心很低的魚。
連我自己都將溪鱧和爬岩鰍搞混過
大溪川溪鱧的族群數量穩定，這讓我開始不去為我遇見的每條溪鱧編號，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故事：我看過颱風過後隨大水上溯的溪鱧幼魚，陽光與視線穿刺過牠透明的身體；我知道溪裡的某處潭頭夜裡都有溪鱧沉睡，其實我不確定魚是不是真的睡著了，但我總忍不住關上手電筒，趁黑伸手嘗試摸上一把；在某條溪，翻過一道三、四公尺的瀑布後，我在一處跌水後的石窟發現兩條溪鱧，這個河段的魚種除了鱸鰻，就只有溪鱧不具備能夠爬牆的吸盤，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好奇那兩個傢伙是怎麼上去的 。
更多時候，我到溪邊並不特別去尋找溪鱧，雖然沒有看到，但我知道牠們就在那裡，就在鐵軌下方的急流處。如果我抵住水勢，以手肘和腳尖支撐身體，像笨拙的鼴鼠向上爬行，那或許我能看到一條溪鱧。我會看到牠扁平的頭部、向外延展的胸鰭腹鰭，我看到牠貼附在石頭上，也透過胸腹感受到河床的起伏。
相隔半公尺的距離，我不能再向前，因為我知道我的鼻尖已經觸碰到人魚之間的信任界線，否則牠會擺動起側扁的魚身，牠會以飛行的姿態切入激流，留下被水流沖刷的我。這條魚通過了流體力學的考驗，我則沒有，是牠的身體屬於溪流，而不是我。
溪鱧有個顧名思義的閩南語名稱「石貼仔」，但這個名稱也被用來稱呼禿頭鯊、爬岩鰍與纓口台鰍的魚類，無獨有偶，溪鱧的英文名稱是” Loach goby”。在台灣，不只一本介紹淡水魚的書在介紹溪鱧時同時提及爬岩鰍，身處於激流中，兩種分別屬於鰕虎目和鯉型目的魚類各自演化出相似的體態，我不揶揄那個錯認溪鱧為琵琶鼠的巡守隊員，畢竟連我自己都將溪鱧和爬岩鰍搞混過。
我第一次看到溪鱧是在荖溪橋下，牠在兩公尺深的深潭底部游動，我於是在水中大叫起來。當時我一直堅信自己看到的是屬於二級保育類的台東間爬岩鰍，逢人就說，還激動地寫了封信給老師。看到溪鱧那天我沒有帶相機，有的只是腦中具神話色彩的影像，那魚好大、好美，直到我跟隨朋友在花蓮溪流域看到真正的台東間爬岩鰍後，才被逼迫承認彼時的激動只是趨同演化下的荒謬。
台灣第一筆溪鱧紀錄在西南部捕獲的
溪鱧對你是什麼？溪鱧的泳姿令人激動，牠扁平的身姿使我著迷，對我而言卻也是羞恥的形狀。我會分辨這兩種魚了，我知道溪鱧有兩個背鰭，爬岩鰍只有一個，我知道荖溪橋下那條腳掌大的魚不是爬岩鰍了，可是那條魚的回憶仍持續在我心中發酵，而我想和你形容那股味道──就像跳跳糖那樣，刺刺，酸酸，刺刺，酸酸 。
在大溪川，我時常見到死去的溪鱧。
觀察一種魚的棲地可以用來推斷該種魚的需求，溪鱧居住在水流湍急處，可能代表牠需要低溫、高溶氧的生存條件。倘若真是如此，那在大溪川不時能拾獲的溪鱧屍體，就是這種魚在環境變化下首當其衝的結果。我想起第一次在大溪川遇到的那條溪鱧，我們開心拍著，牠之所以讓人靠近到十公分的距離而沒有逃跑，或許是因為牠正在承受我難以想像的痛苦也說不定。
在撰寫這篇文章時，我一直在思考情感、知識與經驗的交互關係。假設情感作為打動人的手段，那知識與經驗就是支撐這項手段的必要。因為我們的心緒是由種種資訊的集合，像一場雨集合成一條支流，一百條支流匯聚成一道河口。當我在潮池第一次撿起溪鱧的屍體時，如果你不具備溪鱧棲息環境的知識，沒有和我一起拍攝過虛弱的溪鱧，隨著水脈的差異，我們的哀傷就會流淌成不同形狀的哀傷。
台灣的溪鱧多分布於東部溪流，然而台灣的第一筆溪鱧紀錄卻是在西南部捕獲的。1969年3月28日，日本魚類學家渡邊正雄在距離河口51公里的高屏溪支流，採集到一隻標準體長98.6毫米的雌性溪鱧。對我而言溪鱧在台灣東北部，甚至是日本的某些島嶼有所分布已是常識，但這條溪鱧刷新了當時這種魚分布北界的認知，在這之前的紀錄，是六百公里外的菲律賓呂宋島。
閱讀這篇文獻時，我試圖想像渡邊正雄的情緒，以及我們經驗的迥異與相同之處：我捧著屍體，他抓到溪鱧的活魚，我寫日記，他記錄採集的時間與地點；我想這魚如果是活的多好，他為了將這條魚製作成標本或是其他原因，決定殺死牠。
後來我逐漸不去計算死去的溪鱧數量，在水邊行走時總是會這樣，你看到些什麼，感覺到心臟前所未有的震動起來，不過次數一多就慢慢習慣了。記得有次我們和巡守隊一起巡溪看魚，隊長撿到一條溪鱧的屍體，當他笑著像遞過一把火炬將屍體遞來的時候，我又感受到逐漸在我體內消逝的什麼再度打開，我接過魚，撫摸粗礪的鱗片，想起這魚在閩南語中還有一個名字，一個只屬於溪鱧的名字，叫做粗鱗石貼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