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即將滿週年，但對許多受災農民來說，這一年並不是「復原」，而是漫長的等待。有人等著政府整地發包，有人等著灌排系統修復，有人被迫到十多公里外開墾滿地石頭的荒地，也有人已經確定再也回不了原來的農田。
花蓮區農改場統計，原受損農地 774 公頃中，有約 383 公頃中、輕度災區具復耕條件（註），但對第一線的農民而言，行政程序與現場需求卻存在巨大落差。荒地開墾的繁重體力負擔、水利設施癱瘓、土地取得困難，讓漫長等待加重了經濟壓力；而重災區確定不再復耕，仰賴土地維生的農民自嘲已是「吃閒飯」的人。
漫長等待與百萬整地煉獄
光復硬質玉米產銷班班長楊欽文原承租佛祖街 25 公頃良田，種植硬質玉米與稻米，未料在堰塞湖災害中全數遭淤泥掩埋。歷經了長達七個月的漫長等待，今年 4 月終於簽約「異地耕種」的 6.8 公頃，媒合農地位於大農大富。此外，他還接手一塊其他農民種植生薑後放棄、已整備好的 3 公頃台糖土地。
楊欽文原以為新農田只要把雜草割除就能耕種，誰料荒煙蔓草下是亂石錯落，地形宛如乾涸的河床。為了復耕大業，他動員全家老小、連 80 多歲的老母親都下田幫忙徒手撿石，儘管體力透支殆盡，進度卻如蚍蟻撼樹。
楊欽文不得不購置機具，然而撿石機的時速每小時 700 公尺，從田頭開到田尾，就要一個小時；再加上天候與雨水攪局，5 個月來只整好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只是前腳剛把雜草拔盡、石塊清空，後頭的野草又瘋長回來，如同一場地獄試煉。
補助縮水、租約陷阱與行政干擾
除了滿地石礫的體力折磨，經濟壓力更是懸在農民頭上的另一把刀。由於異地耕種不符現行「小地主大佃農」的補助規範，六公頃農地每年就少了 12 萬元收入；再加上新農地距離住家十多公里，日復一日的交通往返也墊高了額外成本。然而，最讓楊欽文憂心的，是那紙充滿不確定性的租約。
他砸下重資將原本乏人問津的荒地整頓好，四年租約期滿後，土地卻得重新開放外人公平競標。面對這種「辛苦整地、替人作嫁」的不公困境，他曾向農糧署副署長陳啓榮爭取延長優先承租權，得到的卻只有一句「還要再研究」。
背負著災前舊農機與災後新設備的雙重貸款，楊欽文坦言若非為了還債，「根本不想再務農了」。對依賴規模化耕作的小地主大佃農言，規模生產才有利潤，但現階段想透過「異地種植」擴大規模難如登天。楊欽文直言，農村裡真正的好地早就有人耕作，政府能媒合釋出的必然是乏人問津的荒地。他「撿石頭撿到雙手快要廢了」，實在沒有精力再去承租另一塊需要從頭開墾的廢耕地。
在困頓之中，楊欽文對花蓮區農改場的土壤酸鹼度檢驗與技術輔導滿懷感謝；但對於官方流於形式的行政作為，他同樣直言不諱。為了配合政府的「種植觀摩會」，農民往往得撥出大量時間參與多場內容高度重疊的活動，背後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發布新聞稿，向外界證明政府有所作為。他感嘆，若能少一點這種虛應故事的表面功夫，把資源真正留給農民，或許才是務實的解方。
水利失能與行政空轉的復耕困局
對水稻農民蕭明山而言，政府的復耕規劃不僅效率低落，更成了綁住農民雙手的枷鎖。針對淹沒 20 公分以下的農地，花改場直到今年 6 月才來說明包含翻土、清廢與施放有機質的復耕流程；然而農民備齊資料送件後，一路苦等到 9 月中，等到的還是一句「再通知」。
而且政策規定農民若自行開挖清理將無法領取補助，需等官方預算與計畫拍板，導致他手頭的 3 公頃農地與周遭農民數十公頃田區，只能硬生生任由泥砂荒廢、雜草蔓生。
談到復耕的前景，蕭明山坦言「還沒有看到路」，除了整地進度不知道要排隊到何時，水利基礎設施早已全面失能。他指著一旁「示範田」，排水系統從堰塞湖後就堵住了，田區雖然整理得乾乾淨淨，但每逢大雨便淹水。農田水利署雖然在光復鑿了 5 口井，卻是「打了也是沒水」。他無奈感嘆，「就算把地整好了，也不見得就可以種了」。
示範不見成效，缺水更無解
水稻農何世華則認為，花改場的復耕計畫「流於表面」，官方推動的示範區不見成效；更關鍵的是，現場根本沒有水可以灌溉，排水系統也沒有做好。
他還提到，農水署在鳳林鑿了 7 口水井，本來打算抽水灌溉，如今被第九河川分署劃入徵收範圍，政策相互扞格，苦的是農民。
何世華一甲多的水田原本土壤肥沃，淹水後遭深厚泥砂覆蓋，至今仍堆滿漂流木與垃圾無法下田，原住民保留地的申請程序如今也被擱置。他質疑工程單位將堤防蓋得太高，反而讓積水排不出去；加上大量土砂堆置，導致晴天吹沙塵暴、雨天水倒灌。
吃老本苦等發包，只求一個指望
東富村 1.7 公頃的香蕉園，原本是詹金棗與 79 歲丈夫規劃安度晚年的依靠。香蕉管理的勞動強度較低，適合年事已高的夫妻倆；但堰塞湖災後田區遭厚重黏土覆蓋，夾雜著漂流木與大型廢棄物，整片香蕉樹全數枯死，也打亂了兩人原本平穩的退休生活。
災後整整一年，田區顆粒無收，夫妻倆只能透支積蓄「吃老本」。上個月花改場前來勘查，帶來的消息卻是復耕工程「連發包都還沒發包」，漫長等待讓詹金棗既焦慮又無奈，只能反覆說：「我們真的等好久了。」
面對滿地沉重的黏土與廢木，年邁的他們根本無力自費僱用怪手清理，開挖出的大量淤泥也無處堆放。儘管對官方一再拖延的行政步調感到困惑，她最終仍簽下同意書配合試種綠肥；這不是因為對政策多有信心，而是困頓現實中，他們唯一能抓住、讓日子「起碼有指望」的無奈選擇。
土地被吞噬，打零工不易
林恆智過去承租耕作三、四十年的河川地（主要種植花生），在水災中全數遭沖毀——部分淪為新河道，部分則被新建的超級堤防吞噬。由於承租的是河川地，依法無法取得任何土地補貼，他無奈表示，自己務農幾十年的身分，就這樣被體制徹底「拔掉」。
失去土地後，他的生計只能靠打零工與藝術創作勉強維持。隨著年紀漸長、體力難以負擔，加上災後地方的工作機會銳減，零工收入極不穩定。除了當初領到民間捐款 35 萬元外，未獲得其他實質支援。
個體的失格，隨即擴散為整個區域的蕭條。林恆智觀察到，光復當地的景氣在災後「一落千丈」。光復有高達七成人口依賴農業生存，當部落農民失去了土地、無法下田耕作，消費能力隨之瓦解，整個地方經濟也跟著陷入死寂。
重災區確定不復耕，有生產力的農人變成「吃閒飯」
相較於其他還在等候復耕或開墾的農民，位於佛祖街重災區的沈宗錡，面對的是更加徹底的絕望。他原本耕作約 5 公頃的良田，如今家園只剩下空殼，四周泥沙堆得比屋子還高，肥沃的農田全數淪為廢產。他說「這一年很難過」，深感無力，自己原是有生產力的農民，災後被迫變成無所事事、不知前途何在的「吃閒飯」之人。
沈宗錡表示，政府已經確定該區「不會復耕」，農地未來不是被徵收就是劃為造林。他批評造林方案極不合理：參與造林雖然能保有土地，但六年只能領 60 萬元補助，甚至還得保證樹木存活才能領取。「樹又不是我種的，卻要我負管理責任，」他痛心表示，六年 60 萬元的價格實在太踐踏農民的價值。
花改場：土壤改良需測試法規程序繁複，跨機關協調耗時
針對農民對於復耕進度緩慢與行政牛步的質疑，花改場副場長宣大平表示，災後土壤改良並無前例可循，上半年必須先進行土壤檢驗，並實際測試有機肥、化肥、深耕與拌底土等不同工法，確認有效後才能擬定復耕專案。由於計畫涉及龐大經費（如輕災區百公頃即需兩千多萬元），必須依《政府採購法》等法定流程，無法直接隨意找怪手進場施工。
宣大平也表示，施工單位無法擅自進入私人田地，必須取得農民同意書，花改場花費大量時間電話聯繫產權所有人。若農民申請復耕的土地涉及國產署國有地、縣政府或農會等多重權屬，也必須逐案發文向國產署、縣府或代管公所確認是否為合法承租，這些法定程序與跨機關往返，皆是作業耗時的主因。
至於「工程先行」的思維致使復耕心血白費、水利設施浪費等政策扞格，宣大平僅表示，「九河署等單位的同仁其實非常辛苦，為了防汛工程與劃設防線常常不眠不休、承擔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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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花改場最新統計，原有受損農地 774 公頃，其中 227.4公頃將被徵收作為堤防及水利用地，無法復耕的農業重災區約 163 公頃，中、輕度災區 383 公頃為可復耕的農地。其中，農糧署輔導輕災區轉作大豆、玉米及高梁等約 224 公頃；花改場與農試所合作推動試驗／示範田區復耕 9.8 公頃，並協助農民自行復耕較困難的農田施作約 30 公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