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退去後，留下的不只有滿目瘡痍的河床，還有被官方工程預算與徵收公文步步進逼的家鄉。面對體制的傲慢與失能，一群在地青年選擇停下腳步，把身家性命與這片土地重新扣連。他們有人串聯部落成立工作站與聯盟，用專業、法律與文化進行防禦與對話；有人則選擇走進基層體制，用行動守護街坊。他們正用各自的方式扎根，長出屬於在地的自主力量。
回家陪伴受傷的土地
在部落出生、市區長大的 Kulas Umo，五年前選擇回到這片孕育自己的土地定居。他原本在東華大學阿美族知識研究中心工作，眼見災情慘重，毅然辭去工作回鄉投身重建。在救災第一線，他敏銳地捕捉到族人與青年內心難以言明的傷痛——許多青年不願讓自己停下來，因為只要一靜下來，大水破門而入的恐怖畫面便會排山倒海而來，「不停找事做」成了大家保護自己的脆弱方式。
為了給受傷的家鄉一個長遠的依靠，Kulas 與在地青年在災後成立了「鹽巴工作站」。「鹽巴」取自「調和部落」的深意，期許大家能在風雨過後，一起重新找回部落原有的文化與生活風味。
青年們發揮在地 NGO 的力量，串聯外來資源、防止重複浪費，更扮演起「文化轉譯者」的角色。面對政府充滿專業術語的說明會，或缺乏文化脈絡的心理諮商，青年們陪著社福單位挨家挨戶走訪，用族人熟悉的語言與關係建立信任，讓冰冷的體制資源真正走進長輩的日常生活。
挺身「成為自己的政府」
身兼馬太鞍部落會議委員， Kulas 對政府的災後處置有深刻且痛心的觀察。他直言，官方採取「工程先行」，在徵收價格與補償細節完全未明的情況下強行使用農地，嚴重動搖了族人的生存根基。外界總以為一公頃千萬元的補償是鉅款，但扣除農機貸款、先前耕作成本與修繕費用後根本所剩無幾；失去土地的七旬老人家無法轉換跑道，中壯年被迫遠赴都市打工，將引發部落人口外移與在地經濟崩壞的連鎖災難。
「政府只看到工程，根本沒有看到土地上的人，」Kulas 痛批，各部會互推責任，說明會只派無法決策的低階科員出席，對農民「以地易地」的懇求毫無進展；為了省事與卸責，更強行徵收大片土地興建兩道超級堤防，完全摒棄在地智慧提供的治水方案。
面對官僚體的失能與冷漠，Kulas「把整個部落當成自己的家來打理，只要大家過得好，就是最大的成就感。」他強調，既然政府靠不住，部落青年就要先站出來照顧好族人，長出屬於在地力量，「成為自己的政府」。
帶著法律裝備歸鄉，與部落一起長出自主防災力
Iwan Sing曾於台東擔任牧師，十年間眼見族人常因缺乏法律專業而遭體系欺騙，毅然前往輔大財經法律研究所深造，希望為部落打造一套堅實的權益防護工具。去年他懷著對土地的懸念回到家鄉準備撰寫論文，卻撞上了摧毀家園的強烈災害。看著熟悉的山川溪谷頃刻變色，他選擇暫時放下筆桿與學業，全心投入這場漫長且艱辛的災後重建。
「在災害發生的當下，官方單位的防災觀念與救援能量極度匱乏，」Iwan 直言，對於加里洞等遠離行政中心的聚落，政府資源永遠優先投注於市區幹道，偏遠部落被迫只能在孤立無援中尋求自救。
但單靠部落自救不足以應對長期災變，部落必須先長出屬於自己的根系與防護力，他加入長老教會成立的「SakaFiway（族語意為『鄰居』）工作站」，不僅自己考取防災士，更在馬太鞍溪流域推動培訓，帶領在地青年扎根自救能量，讓部落不再每次受災都得從頭摸索。
拒絕拿諮商同意當蓋章橡皮圖章
災後深入第一線， Iwan 對政府單位粗暴且毫無傳承的行政體系提出了強烈批判。他指出，政府企圖推動大規模土地徵收與工程，卻將《原基法》第 21 條攸關族人集體權益的「諮商同意」，扭曲為單方面的「說明告知」與蓋章儀式；甚至在災害發生滿一年後，依然拿「緊急」為由強行跳過諮商，而主管機關原民會非但沒有捍衛族人權益，反而發函同意免除諮商，完全暴露了「工程優先、族人後位」的官僚傲慢。
除了行政溝通極其粗糙、說明會往往在開會前一兩天才臨時通知，政府在處理土地徵收時，更卸責地要求受災族人自行整合意見，而不願指派專業團隊進行現場調查。更令人痛心的是，歷次重大災害的經驗在體系內部從未獲得傳承，常因高層政委的一句話，就一夕抹去地方溝通多年的努力。
Iwan 強調，唯有守住法理與文化，才可能讓家鄉擺脫「工程先行」的粗暴折磨，在傷痕累累的土地上重新找回尊嚴。
用城鄉專業開啟對話
Tipus Hafay 擁有台大城鄉所碩士學位，長期投身原住民族權利運動，曾參與溪州部落、三鶯部落與港口部落的土地抗爭。20 年的社運歷練讓他體認到，抗爭不是為了反對，而是要找到保護家鄉的工具與方法。去年水患驟至，看著部落青年在泥濘中孤立無援，他決定發揮城鄉規劃與空間譯者的專業，化身連結資訊與資源的「鍵盤超人」。
水患初期，Tipus 主動聽取協調指揮所記者會，將繁複的補助政策轉譯為族人聽得懂的資訊，並土法煉鋼地協調業者，為母嬰與長者尋找安置空間。隨著水文風險擴大，他深知災變絕非單一部落的事，因而主動建立通訊群組串聯各村青年，正式成立「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聯盟」，成為跨部落對接救災資訊、追蹤公聽會與向中央倡議的對話平台。他也發揮城鄉所的專業，趕在今年 5 月汛期前盤點行動不便長者的需求，直接與原民會專業對接，順利為部落部署好東富國小的避難網絡。
拒絕被工程與預算綁架
然而，在與官僚體系交手的過程中，Tipus 只有沉痛的失望。他本以為走過威權、迎來民主開放的政府後，平等對話便有可能，但半年多來的互動卻只換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寒心。他指出，行政院擴大重建會議中原住民僅占微薄的三個席次，現場發言甚至未登記在會議紀錄中；說明會上更充斥著粗暴的工程思維，水利署不僅給出「要麼蓋超級堤防、要麼等淹水」的單一二分法，更以「山上還有 2.4 億噸土石隨時下滑」等恐嚇語言，脅迫族人配合土地徵收，完全迴避全盤的水文與土地治理。
更令他憤怒的是，政府在「300 億預算必須在 2027 年花完」的時間壓力下，公然剝奪《原基法》第 21 條給予部落的諮商同意權，而主管機關原民會甚至配合發函免除流程。從公聽會現場拒絕編列族語翻譯，到鄉公所對族人保留地申請文件的管理混亂，Tipus 嚴厲批評，政府正在用傲慢與效率之名掩蓋大多數族人的真實困境，而青年聯盟將持續堅守，絕不讓家鄉的未來被粗暴的預算與工程獨斷。
不分族群的街坊守護者
除了成立組織與工作站，也有在地青年選擇挺身走向第一線選戰，試圖取得正式的政治職務，為家鄉爭取更多話語權與保護力。
家中經營雜貨店的漢人青年張育維，在去年水患中住家淹沒半層樓、農地亦遭重創。原本打算簽署志願役的他，看著滿目瘡痍的家園，決定留下來照顧家人並全心投入救災。
災害發生第一時間，他走上街頭拍照記錄災情，推著推車穿梭於活動中心與村長家發放物資，更發揮機械專長親自開怪手參與清理。眼見居民求助無門，他幫忙代寫陳情公文、申請補助，並在土地徵收公聽會上記錄並翻譯繁複的行政程序；他甚至自費將工程與徵收計畫大圖輸出，貼在牆上，讓鄉親能一目瞭然自己的家園將面臨什麼改變。
「大家都是受災的人，哪邊需要幫忙我就去，」張育維不分村界、不分漢人或原住民，甚至主動學習族語以利溝通，單純憑著回饋土地的善意默默奔走。看到他的付出，地方長輩與居民紛紛勸進他參選村長。經過慎重評估，他決定接下鄉親的期待投入選舉，期許能用更具體、正式的身份繼續服務受災害與政策影響的村民。
面對未來的政治與選舉，張育維展現了極為坦然的民主素養：「選上就是繼續做服務的工作而已；如果沒選上，這就是民主的過程，我也是繼續過我的日子。」這份扎根於日常的溫柔與韌性，正默默療癒著災後村落的每一道傷痕。
